1947年，一个副司令路过湖北黄安时，经过老家村子，就上前敲开了自家大门，十八年未见的母亲却问他：“长官，你是谁呀？是来我家歇脚的么？” 郑国仲1913年出生于湖北黄安的一个典型农民家庭，那时中国正处在风云变幻的年代。从小，郑国仲就经历了家庭的贫困和艰苦的生活。他出生时家中原本就物资紧缺，他的到来更是加剧了家庭的经济压力。 尽管父母努力工作，小小年纪的郑国仲却常常吃不饱饭。当他的同龄人在学校学习时，他却已经在田间帮助父母劳作。尽管如此，他并未失去希望。 郑国仲在年少时，意识到只有自己的努力才能改变命运。机缘巧合下，他成为了一家裁缝店的学徒。这份技艺不仅为他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也逐渐改善了家庭的经济状况。 然而，随着国内动荡的加剧，民众的生活越发困难，裁缝生意也日渐萧条。在此时，1927年湖北的黄麻起义爆发。年仅十四岁的郑国仲在这股革命浪潮的影响下，逐渐了解到了革命的思想和意义。看到红军战士们与人民同甘共苦，他对红军充满了敬意并渴望加入其中。 决心参军的郑国仲，尽管遭到父母的反对，还是偷偷前往征兵处。他向一位值班的红军战士询问：“红军是做什么的？”战士没有敷衍，而是郑重其事地介绍了红军的宗旨——为人民谋福利，打倒恶霸，解放全中国。 战士的话深深触动了郑国仲。他想到了自己家庭的苦难和乡亲们的悲惨生活，更加坚定了要加入红军的决心。最终，郑国仲未能与父母告别便加入了红军，开始了他的革命生涯。 1935年3月，面对蒋介石发起的“川陕会剿”，郑国仲承担起了联络并支援党中央主力部队的重任。 在嘉陵江西渡的关键时刻，郑国仲被派到苍溪、仪陇地区执行掩护任务。面对国民党派遣的一个旅的兵力，郑国仲仅领导一个团的兵力应对。尽管势单力薄，他毫不迟疑地投入了这场斗争，并最终取得了关键性的胜利。 到了1940年，面对日军的封锁战术，他领导部队突围，并参与了规模浩大的“百团大战”。在战斗前，他和战友们深入分析了当地的战况及敌我双方的力量对比。他们了解到，为了争取战斗的有利开局，必须击破驻扎在白晋铁路一带的日军力量。 这条铁路不仅是日军的重要补给线，而且集结了大量敌军精锐，确实是战争的生命线。党中央也意识到了这一任务的重要性，经过慎重考虑，决定将这一艰巨任务交由郑国仲负责。 在战斗中，郑国仲快速发现，日本军队的部署远比预期的坚固。日军在铁路附近部署了重火力，我军初期攻击受到了极大的抵抗，处境十分困难。 面对这种情况，郑国仲迅速调整战术，决定组建一支特别突击队，亲自担任队长，带领部队进行冲锋。他们手持炸药包和机枪，勇猛地冲向敌阵，最终突破了敌人的防线。 这次突击大获成功，郑国仲和他的部队在“百团大战”中取得了关键性的胜利。这一胜利不仅为整个战役打下了良好的开局，还极大地提升了我军的士气。然而，胜利的代价也是沉重的。“百团大战”虽然大大挫败了日军的威风，但也触发了敌人更为猛烈的报复。 1942年春，日军发起了突然的偷袭，企图一举摧毁我军的主力。这次偷袭对我方造成了不小的压力，尽管郑国仲指挥的部队人数不多，却由于其部下皆为精英而表现出色。 面对力量悬殊的敌人，郑国仲果断命令部队进行战略性转移，以保存实力应对更长远的战斗。但在这次转移中，左权将军不幸牺牲，这一事件对郑国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深感自责，并将此事视为一生的遗憾。 1947年，已升任军队副司令员的郑国仲随军进驻了黄安，那片熟悉而又陌生的土地，正是他出生和成长的地，自离家参军至今已有整整十八年。当邓小平和刘伯承了解到此事后，决定让他回家探望久别的亲人。 当郑国仲站在熟悉的家门口，心中涌起了莫名的紧张和期待。他记得这扇门，记得这个门前的小路。终于，他鼓起勇气，敲响了家门。 门开了，一位满头白发、面容苍老的老妇人站在门口。她眼神迷茫地望着郑国仲，问道：“长官，您找谁？”这一问，如冷水浇头，郑国仲心里一沉，母亲竟不认得他了。 正在郑国仲愣神之际，他的父亲也蹒跚而来。见到门口的军装人影，老父亲眉头一皱，说：“我儿十八年前就参军了，从此音信全无。长官，不知你可有见过我儿？” 这话一出，郑国仲再也控制不住情绪，泪如泉涌，他跪下来，声音哽咽：“爹、娘，我就是你们的儿子，郑国仲！我回来了！”他的话像是打开了记忆的闸门，老两口终于在泪水中认出了儿子，那一刻，一家三口紧紧相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