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90岁的金岳霖去世，林徽因的儿子梁从诫为金岳霖料理了后事。金岳霖临终前曾经留有遗言，梁从诫却擅作主张，但是他的做法却被后人称赞不已。 晚年的梁从诫，头发已经花白，眼神却依旧清明。某个深秋的下午，他坐在八宝山公墓边的一条长椅上，膝上放着一本泛黄的旧日记，手指轻轻摩挲着那熟悉的名字——“金岳霖”。 阳光斜照，落叶飘落在他脚边。他久久凝视着那一排墓碑，心中却早已穿越几十年的时光，回到那个家中常有书声与笑语的年代。 他记得很清楚，自己小时候总觉得家里有三位大人：父亲梁思成、母亲林徽因，还有那位永远带着儒雅微笑的金叔叔。 他并不知道，金岳霖是以怎样的克制与深情，融入了他们这个家庭的生活。 “徽因。”这是金岳霖称呼林徽因的方式，不掺杂暧昧，也不带刻意的亲昵。只是那样平静地喊着，仿佛是在唤一位天上的仙子，又像是在诵读一篇永远写不完的诗章。 金岳霖常常来家中作客，带来母亲喜欢吃的小点心，或者父亲最近苦思无解的问题。有时他也带来一篇新写的哲学论文，请林徽因斟酌用语。 他明知林徽因不是哲学专家，却总说：“你感受语言比我敏锐，我怕写得干巴巴。” 林徽因也懂他的心思，但从未点破。她曾悄悄对梁思成说：“金先生待我们太好了……他是最干净的人。” 是的，干净。梁从诫在年岁渐长之后，才真正理解母亲这两个字的分量。 母亲在病中，金岳霖几乎日日前往医院。林徽因怕他太累，劝他少来。他只是温和一笑，说：“我不来，心里不踏实。” 有一次，林徽因病情加重，高烧不退，深夜里医院病房外空无一人。只有金岳霖独自坐在长椅上，身上披着旧呢子大衣，默默守着。他不进去，不打扰，只是静静地等。 那一晚，大夫悄声对护士说：“她丈夫倒不常来，倒是这位金先生最尽心。” 护士问：“他是她什么人？” 大夫沉思片刻，道：“是知己吧。” 这一段往事，梁从诫是后来从父亲留下的手札中看到的。那是一个信封里夹着的一页信纸，只有短短一句话： “若非金先生，徽因这一生将会孤独许多。” 而梁从诫自己也常常想起，那年林徽因去世后，金岳霖的神情。 追悼会上，他西装整洁，神情肃穆，没有一滴眼泪。但在送灵车离去之后，他一个人走回了东四牌楼的老宅，悄悄锁上门，三天没有出门。那是他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彻底崩溃。 从那之后，金岳霖再也没有搬过家，也再未提及林徽因。 他恢复了往常的教书生活，依旧讲授逻辑、形式主义、哲学史，字字铿锵，条理分明。但他不再提起感情，也从未走进婚姻。 他曾对梁从诫说：“人啊，一辈子只要做对一件事，就不枉来过。我选择不娶，也许对别人不解，但对我来说，是对的。” 这句话，梁从诫听了几十年，每次想起，都觉得像一把锋利却温柔的刀，割开了世俗的逻辑，直指一个人心中最柔软也最执着的地方。 那年金岳霖临终前，梁从诫记得他说要将骨灰撒入大海。但当他站在那片海边，手捧骨灰时，他忽然迟疑了。 他想起金岳霖一生对林徽因的爱，既沉默，又坚定。他想起林徽因曾说：“人这一生，最难得的，是懂得分寸。” 金岳霖一生守着这“分寸”活着，而他，是否可以为这份深情，破一次规矩？ 于是，梁从诫做了那个决定——将金岳霖的骨灰，安葬在父母身旁。 他知道，也许违背了金岳霖的表面遗愿。但他更知道，那位一生清醒的哲学家，从未有过一丝贪欲，唯独对那段情感，放不下。 八宝山公墓中，三座墓碑静静伫立，彼此为邻。仿佛那段岁月未曾终结。 “母亲。”梁从诫在心中轻声念道，“他这一生，只爱过你。他不曾打扰，也从未放弃。”风轻轻吹过，落叶翻飞。 梁从诫缓缓起身，拄着拐杖往回走。他知道，等他百年之后，也许会有人记得这段故事，也许不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