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台湾飞行员江富考驾驶C-47运输机向大陆投诚，不料，他刚启动滑行，却发现飞机转不了方向，塔台察觉急切查问：干什么？干什么？情况十分危急！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成立。 无数中国人民激动不已，然而，蒋介石和他的政权深知，他们的政治命运已经走到了尽头。 动荡局势使得许多人开始重新审视他们的选择，其中也包括一些不愿继续效忠国民党政权的军官。 在青少年时期，江富考就深受新思想的影响。 抗日战争爆发后，他毅然报考了昆明空军军官学校，并且在学校表现出色，后来被派往美国接受进一步的飞行训练。 经过两年的学习，他带着丰富的飞行技术返回中国，加入了国民党空军。 在抗日战争中，江富考立下了不少战功。 然而，战争结束，国民党政府发动了内战。 江富考逐渐对国民党产生了深深的失望。 1947年，江富考在上海结识了叶文津，叶文津是一位中共地下党员。 江富考开始逐步理解并接受共产党为国家带来的希望。 他不断与叶文津接触，并通过接触中共的秘密材料。 1949年，随着解放军的不断胜利，江富考决定寻求改变。 5月，当解放军的铁骑逐步逼近上海，江富考从上海大场机场被命令飞往台湾。 6月，江富考利用探亲的机会前往广州，并顺道经过香港，在叶昭家中停留。 这段时间里，他获得了更为直接的关于中国共产党和未来形势的信息。 于是，他开始策划返回祖国的计划。 他回到台湾，积极与同为空军的战友们接触，策划起义。 与此同时，台湾的戒备也在不断加严，嘉义机场日常飞行的飞机开始受到严格的监督。 10月18日，江富考和他的三位战友成功潜入了嘉义机场。 他们迅速加满了飞机的燃油，并发动了引擎。 塔台并未立即意识到异常。 江富考迅速以“试飞”作为借口，成功瞒过了塔台。 然而，就在飞机滑行准备起飞时，飞机出现了故障，尾轮卡住，无法顺利转弯。 面对突发状况，江富考冒险使用推力和刹车，最终成功带领飞机冲上跑道，起飞成功。 在穿越台海时，江富考依旧小心翼翼地保持低空飞行。 果然，几架国民党战斗机很快追了上来，但由于夜色深沉，他们最终没有被发现。 当他们的飞机飞至福建上空时，江富考确认自己已越过海峡。 他决定全速飞往北京。 然而，在飞越长江时，飞机遭遇了恶劣的天气。 由于机上没有地图，他们难以确定位置，而油量也不足。 在这种情势下，江富考决定：在南京着陆。 南京机场对他和机组成员而言并不陌生。 然而，正当飞机接近跑道时，地面却突然传来了密集的炮火。 天色逐渐变暗，机场没有指示员提供帮助，使得飞机始终无法找到合适的着陆点。 他们选择继续低空盘旋，尽可能寻找跑道位置。 直到深夜，南京机场的工作人员才得知这是一架起义飞机，并立即在跑道上放置了车灯作为指引。 最终，运输机顺利降落。 飞机降落后的第二天，南京的党政军领导亲自前往机场迎接江富考一行，并为他们设宴以示欢迎。 考虑到可能遭遇国民党飞机的袭击，江富考等人将飞机转移至济南机场。 接下来，他们继续北上，最终飞抵北京，并加入了解放军空军部队。 值得一提的是，仅仅在江富考起义的第二天，又有一名国民党飞行员效仿他，成功起义。 1956年，台湾飞行社的飞行员韦大卫、业务员梁枫和事务员翟笑梧驾驶着蒋纬国的专机A-170A型飞机成功起义，飞行途中他们突破了台湾当局的防线，最终顺利飞抵大陆。 此起义事件不仅在台湾内部激起了强烈的反响。 在随后的几年里，国民党空军中不断发生类似的起义事件。 从1950年到1956年，共有22名空军官兵通过驾驶多种型号的飞机成功飞回大陆。 这些飞行员来自不同职位，包括飞行员、机工、通讯员及飞行教官等。 1963年，国民党飞行员徐廷泽驾F-86F喷气战斗机投诚，此举被广泛报道，震动了海内外。 台湾官方对此事三缄其口，仅称其失联。 徐廷泽在向大陆投诚后，公开表示对台湾的深深失望。 接着，1969年，黄天明和朱京蓉也相继起义，向大陆飞行。 为了表彰这些勇敢的飞行员，中央军委不断提高奖励标准。 毛主席亲自审阅并批示了奖励标准，认为应该提高奖励金额。 江富考在1987年如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在某飞行学校担任校长。 参考文献：[1]刘向上.杜道时:鲜为人知的台湾驾机起义第一人[J].广东党史,2009(1):11-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