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 开国少将甘祖昌请求总政：“我脑袋有伤，不适合当官，想回老家，去当农民。”总政看他态度坚决，就批准了。 这位曾经被授予少将军衔的开国功臣，从此脱下了他最挚爱的绿军装，扛起了锄头扎根土地，回到了他那阔别30年的故乡江西莲花县。 甘祖昌是出生在1905年江西莲花县的一个贫农家庭。 6岁放牛、10岁为地主做工的经历让甘祖昌多年仍然历历在目，这也让他对“农民之苦”刻骨铭心。 1926年的时候，甘祖昌在方志敏的感召下加入了农民协会，第二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的队伍，从此将个人生命和土地革命紧紧地捆绑在一起。 在井冈山时期，甘祖昌就因为护送军需物资有幸和毛泽东同志结缘。 有一次深夜，甘祖昌冒雨赶路时迷路在茶陵，幸亏遇到了老乡带路才得以顺利抵达井冈山。 当时毛泽东主席在八角楼接见他时，那句“根据地是革命的火种，农民是改变革命前途的关键力量”的教诲，成为了甘祖昌毕生践行的信条。 在漫漫长征的路途中，甘祖昌担任红六军团工人连司务长，在每人每天仅8颗蚕豆的绝境中，硬是让全连无一人饿死。 翻越雪山时，好在甘祖昌及时抓住了任弼时的马尾才得以生还，这段珍贵的经历更让他铭记战友牺 牲之痛。 ? 然而在1952年的一场暗杀中，甘祖昌的命运发生了转折， 当时反动派歹徒锯断了木桥导致甘祖昌坠入河中，虽然得到了及时的救治，但也留下了严重的脑震 荡后遗症，从此频繁昏迷，再难胜任领导工作。 ? 在1955年的授衔仪式上，甘祖昌面对少将军衔直言：“与牺牲战友相比，我受之有愧。” 曾经的他三度致信中央请求降级，甚至将组织特批的“准军级”待遇视为负担。 当战友们享受庐山疗养时，他却因为“静不下心”屡次逃出医院，和医院的园丁们一起劳作。 1957年，这是甘祖昌第三次递交辞呈，他在辞呈中坦言：“我脑袋有伤，当官只会拖累组织。但手脚尚好，回乡种地还能为乡亲做点事。” 面对萧华“苏联专家说你活到60岁都难”的劝阻，他坚定回应：“就算只剩一天，我也要埋在家乡土里。” 最终，他带着6头约克猪、15对安哥拉兔返乡，全部的身家行李仅有3个箱子。 对此，甘祖昌的妻子龚全珍起初也是难以接受这个决定的，毕竟他们所得到的一切都是甘祖昌用自 己的生命拼搏来的，并不算是“特例”。 但直到甘祖昌的妻子发现了他书桌里三封字迹颤抖的《回乡申请》，才含泪表态：“你去当赤脚农民，我就做赤脚教师。” 就这样，这对革命伴侣放弃了城市的优厚待遇，在莲花县开启了新的人生起点。 甘祖昌回到村里的当天，他便立马带着自己的子女捡粪积肥。 面对乡亲们“黄泥地种不出粮”的质疑，他笑着解释道：“南泥湾的土比这还硬！” 于是在一个冬天甘祖昌用坏了七把锄头，硬是在荒山里垦出了30亩地，种出的萝卜虽然个头小，但也让村民们看到希望。 经历过革命的甘祖昌深知，水利是农业命脉，而农业不仅能够解决农民的温饱问题，还能帮助农民们发家致富。 于是甘祖昌又马不停蹄地带领着村民们耗时五年修建3座水库、25公里渠道，使粮食产量翻了又翻。 为了给村里修路架桥，甘祖昌主动捐出大半工资，甚至将国家特批的建房材料都转赠给生产队，他们一大家子都挤在“半边黑瓦半边红砖”的老屋。 当政府想要为这位“老干部”盖房时，他摆了摆手拒绝道：“我是来劳动的，不是享福的。” 不得不说，甘祖昌这位“将军农民”用了29年的时间来扎根乡土实践，将南泥湾精神植入到了赣西的红土地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