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傅作义几次请求毛主席释放陈长捷，也几次去功德林探望他，然而陈长捷每次见了傅作义都是怒目而视，“我上了大当，你做了起义将军，我倒做了战犯。” 1956年，傅作义已经是新中国的水利部部长，却三番五次跑到毛主席那儿请求释放一个战犯——陈长捷。陈长捷呢，每次见到傅作义都跟见了仇人似的，眼睛瞪得老大，心里憋着一股火：我上了大当，你做了起义将军，我倒成了战犯。 要聊这个故事，得先从傅作义和陈长捷的过去说起。傅作义是山西人，北洋军阀出身，后来成了国民党的华北“剿总”司令，掌管北平一带军务。陈长捷呢，是东北军出身，天津警备司令，算是傅作义的下属。两人的交集，得追溯到1949年的北平和谈。那时候，国共内战打得火热，傅作义手里握着几十万军队，北平的命运全看他怎么选。陈长捷在天津，带着几万守军，死守着国民党交给的任务。 1949年初，傅作义跟共产党谈和，决定和平起义，保住北平不被战火毁掉。这事儿听着挺伟大，可对陈长捷来说，就是晴天霹雳。天津离北平不远，傅作义这边一投降，天津那边就成了孤城。陈长捷本来指望傅作义能撑住大局，结果没等到援兵，天津被解放军攻下，他自己也被俘，成了战犯。后来，他被送到北京功德林监狱改造。这一下，他觉得自己被傅作义坑惨了，心里那股怨气怎么都咽不下去。 傅作义呢，起义后成了新中国的高官，1955年还当上了水利部部长。他这人吧，挺念旧情的。陈长捷毕竟是老部下，当年在天津也算听他指挥。傅作义心里可能觉得，陈长捷落到这地步，跟自己当年的决定有点关系。所以到了1956年，他开始托关系、写信，几次三番请求毛主席放了陈长捷。他还亲自跑到功德林去看望，想缓和一下关系。 可陈长捷不领情。每次傅作义来，他都没好脸色。想想也挺能理解的：自己蹲监狱，傅作义却风光无限，这换谁心里都不平衡。陈长捷觉得自己当年死守天津，是忠于职守，结果却被“老大哥”卖了。他那句“我上了大当，你做了起义将军，我倒做了战犯”，听着简单，其实满是怨恨。他认定傅作义在和谈时没跟他通气，害他稀里糊涂成了牺牲品。 这事儿放到历史上看，也不算小插曲。北平和谈是国共内战的关键转折，傅作义的决定直接影响了几十万人的命运。陈长捷不过是这场大戏里的一个小角色，可他的遭遇却挺典型。国民党那边不少将领都觉得傅作义“叛变”得太突然，坑了很多人。陈长捷的愤怒，其实也代表了那批被抛弃的人的心声。 不过，傅作义也不是没原则的人。他跑去求情，不是为了给自己脸上贴金。1950年代，新中国搞战犯改造，政策是“宽大处理”。傅作义可能觉得，陈长捷在天津没干啥特别恶劣的事，关了几年也差不多了，放出来还能干点实事。他几次探望，可能也有点愧疚，想修补一下当年的裂痕。可惜，陈长捷不买账，俩人的关系就这么僵着。 后来呢，陈长捷的结局还算可以。1959年，第一批战犯特赦名单出来，他被放了。傅作义的请求没白费，陈长捷总算重见天日。不过出来后，他没啥动静，估计也没跟傅作义和解。这俩人，一个继续当高官，一个默默过日子，算是各走各路了。 这事儿放到今天看，还挺有嚼头的。傅作义和陈长捷的恩怨，不光是俩人之间的事儿，还反映了那时候的乱世人情。傅作义想做大事，保全一方，陈长捷却觉得自己被牺牲了。换个角度想，要是傅作义当年不投降，继续打下去，陈长捷未必有好下场，天津、北平的老百姓估计也得遭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