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西方把青霉素列为军事机密，中国老百姓和军人伤口发炎红肿后，往往因为没有青霉素治疗而死去！汤飞凡得知后十分难受，对英国生物学家李约瑟说：“我有个办法！” 汤飞凡1897年出生在湖南醴陵，家里不富裕，父亲是个教书的，日子过得紧巴巴。他小时候跟着爹读四书五经，可那会儿清朝刚亡，外国人老拿“东亚病夫”羞辱中国人，这让他憋着一口气，长大要用科学救国。 1914年，长沙开了湘雅医学专门学校，汤飞凡想学医，可英语不会咋办？他硬着头皮去考，别的科目成绩好得吓人，又死乞白赖求免英语，总算被破格收了。进了学校，他跟打了鸡血似的学，英语从零开始啃，一年后就能看洋文医学书。1921年，他拿了全校第一，成了医学博士。 之后，他在北平协和医院干助教，又跑去美国哈佛跟细菌学大牛汉斯·辛瑟混了几年。1929年回国，在上海中央大学医学院当教授。那时候实验室穷得叮当响，他靠着人脉东拼西凑，才弄了个能用的研究室，一边教书一边搞流感、腮腺炎的研究，硬是给中国医学撑起一片天。 1941年，战争让中国医疗条件烂到不行，前线伤员感染死了好多。青霉素在西方是大杀器，可惜咱没份儿。汤飞凡那时候在昆明当中央防疫处处长，翻遍了资料，知道这药能救命，下定决心自己干。他对李约瑟说有办法，其实心里也没底，但不试咋行？ 昆明的实验室破得没法说，连自来水都没有，设备更是寒酸。汤飞凡带着几个研究员，从旧衣服、烂水果上刮霉菌，拿云南霉豆腐当灵感，一株一株试着培养。失败是家常便饭，培养皿里长满绿毛，可就是不出青霉素。他晚上不睡，盯着数据琢磨，调整法子，硬撑着团队不散伙。 1944年，终于有转机。一家伙鞋底带了点灰，汤飞凡突发奇想，拿来一试，愣是分离出能产青霉素的菌株。团队忙活好几个月，反复测，到了9月5日，中国第一批青霉素在昆明高峣村出来了，五瓶，每瓶5000单位。两瓶送重庆，两瓶给英美检测，一瓶留着。结果一测，质量杠杠的，救了不少伤员。这事儿证明，中国人靠自己也能行。 1949年新中国成立，美国想挖汤飞凡过去，他没去，留在北京干卫生部生物制品研究所所长。他一头扎进疫苗研究，1951年搞出鼠疫疫苗，拦住了察哈尔北部的疫情。同年还弄出黄热病疫苗，填了国内空白。 牛痘苗的事儿他也管，用乙醚杀菌法把产量和质量提上去，1951年就铺开了。中国1961年消灭天花，比世界早16年，这里面有他大功劳。后来麻疹、脊髓灰质炎疫苗，他也带着团队搞定，公共卫生这块儿他真是立了大功。 1955年，他盯上了沙眼。那时候农村“十眼九沙”，瞎眼的多。他跟助手在北京同仁医院跑病例，试了几百次，用鸡胚卵黄囊和链霉素法，分离出第一株沙眼病毒，叫TE8。为了确认，他把自己眼睛拿来做实验，疼了40多天，硬是证明了沙眼衣原体的病因，医学界直接炸了锅，喊他“衣原体之父”。 可惜1958年，61岁的汤飞凡顶不住压力，用剃刀走了。咋回事儿没人说得清，但他的心血谁也抹不掉。1980年，国际沙眼防治协会给他追了个金奖章，1992年还上了纪念邮票，他的事儿算是刻在历史上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