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251年，司马懿自知活不了多久了，想起曾被自己斩杀的曹家1000多口人，临死前，他给儿孙留下了两个无比英明的遗嘱：理好国政，司马家后人一律不准上坟！
与其他历史人物的雅号如“卧龙”、“凤雏”不同，司马懿被称为“冢虎”，这一外号带有强烈的威慑力，让人不敢小觑。自宋元以来的民间叙事中，司马懿作为一个既可敬又可怕的智者与政治阴谋家形象广为流传。他所采用的各种手段，不仅让他在《三国演义》中成为了最大的反派人物，也使得后来的两晋政权成为史家与儒家士大夫较少赞同的朝代。 司马懿在十四岁时，便和周生一道跟随洛阳名士胡昭学习。周生年纪稍长，并且早在胡昭的指导下已经成为洛阳名声显赫的人物。然而，司马懿却后来居上，在各类考问时政、军务的场合中，他总能压过周生一筹。此时的司马懿，年少轻狂，常在众人面前显露自己的学识，言辞高谈阔论。洛阳太守曾对周生说过：“司马懿聪明伶俐，做事果断，英姿不凡，远非你所能比得上。”周生深感屈辱，愈发对司马懿心生嫉恨，甚至不惜重金雇佣杀手，企图加害司马懿。幸得胡昭极力劝阻，司马懿才得以逃过一劫。 这次事件让司马懿意识到“木秀于林，风必摧之”的深刻道理。从此，年少的他开始学会了收敛锋芒，以更加谦逊低调的姿态，开启了他隐忍的一生。在曹操多次征召之下，司马懿始终以辞让为名，远离了权力的漩涡。然而，命运的安排使得他最终被强行召入曹操府中，他凭借自己深厚的谋略和过人的智识，逐渐获得了曹操的重用。在这一过程中，司马懿巧妙地通过装病示弱，避免了曹操的猜忌，从而慢慢得到了重用，最终从文学掾升至太子中庶子，成为曹魏政权中的一员重要谋士。
公元251年的深秋，一代枭雄司马懿卧病在床。这位掌控魏国朝政多年的实权人物，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召集子女，留下了两个看似简单却蕴含深意的遗嘱：一是要求后人理好国政，二是司马家后人永不可上坟祭拜。 这个决定，与四年前那场震惊天下的高平陵之变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为了彻底清除政敌，司马懿下令诛杀曹爽一族上千人，创下了魏国建立以来最大规模的灭族惨案。这种灭三族的酷刑，在此之前只在秦朝李斯案中出现过。然而司马懿的手段更为严厉，不仅诛杀了曹爽的直系亲属，连带着岳母家族也未能幸免。 临终前的司马懿深知，这样的大规模屠戮必然会在历史上留下污点，也会给后人带来无尽的报复威胁。正是出于这种考虑，他开始筹划自己的身后事。首先，他选定了首阳山作为自己的葬身之地。这个选择本身就充满智慧：既要确保陵墓足够隐蔽，又要选在一个适合长期保存的位置。 更重要的是，司马懿深谙权力更迭的规律。他曾经利用曹爽外出祭祀的机会发动政变，这个教训让他格外警惕。为了避免后人在祭祀时遭遇不测，也为了防止政敌借机寻找他的墓地进行报复，他特意叮嘱子孙不得前来祭拜。 事实证明，司马懿的这两个遗嘱确实高瞻远瞩。正是因为严格遵守了不去祭拜的规定，他的陵墓位置始终成为一个谜，即便到了东晋灭亡之时也未被人发现。而他的后人也的确在魏国、晋朝的统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实现了他＂理好国政＂的期望。
司马懿是一位典型的儒家枭雄，且与王莽不同，他并非单纯地为儒学而儒学，而是在其政治生涯中展现了较为深沉的儒家思想。《晋书》记载，他“伏膺儒教”，常怀忧国忧民之心，尽管他在西征元昊时未能取得成功，推动“庆历新政”也未能完成，但他对于国家的爱护与关怀，却展现了其远胜于同时代许多政治人物的远见。即便在晋朝初期的“太康之治”，尽管短暂，却也体现了司马懿“爱民安国，好士荣才”的施政理念和治国方针。 他的言辞常透出一股儒家气息。例如，他曾说：“贼以密网束下，故下弃之。宜弘以大纳，则自然安乐。” 这种提倡宽容和大度的态度，表明他治国理政的智慧。明末的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评价司马懿时也提到，司马懿执政期间，广泛任用贤才，关心百姓，推崇宽厚政策，赢得了天下人的支持，使得从高官到普通百姓都感受到“生人之乐”。 司马懿曾向曹操提出过两条重要建议。第一条是在曹操征讨张鲁时，司马懿建议顺便攻打蜀汉，然而曹操没有采纳，并回应道：“人苦于不知足，既得陇右，复欲得蜀。” 第二条建议则是在关羽水淹七军、威震华夏时，司马懿建议曹操不要迁都，还提出了离间刘备与孙权的计谋。曹操采纳了这条计谋，导致了孙权派吕蒙白衣渡江，最终击杀关羽。 后人常评价司马懿“以狐媚取天下”，但“狼性”的缺失显然是不可能的。司马懿虽然行事隐忍，但当他获得权力时，便显现出明显的暴虐与狠辣。司马懿所建立的西晋政权最终仅存51年，“三分归一统”后不久便爆发了“八王之乱”。 接下来的五胡乱华以及南北朝的动荡，直到三百年后唐朝的崛起，才恢复了盛世景象。司马懿的后代，如司马炎所建立的西晋，在其子晋惠帝的治理下，江山更迭迅速，给国家带来不小的混乱。晋惠帝因其无能成为昏君，且有诸如“何不食肉糜”的荒诞典故，进一步印证了司马懿后代的衰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