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9年，鲁迅对原配朱安说：“日本有种小吃很好吃！”话音刚落，朱安急急说道：“是的，是的，我也吃过。”鲁迅皱眉看着朱安，转身扬长而去，从此一生不和朱安说话。 在北京西三条的一间老屋里，69岁的朱安坐在窗前，望着院子里那棵已被砍倒的樱花树桩发呆。这是1943年的一个秋日，南京《新民报》的记者前来采访这位鲁迅先生的原配妻子。＂周先生对我不算坏，彼此间并没有争吵，各有各的人生，我应原谅他。＂朱安轻声说道，眼神中满是岁月的沧桑。谁能想到，这段没有爱情的婚姻，竟是从一句关于日本小吃的对话开始彻底走向冰点的。 在1909年，那是鲁迅在日本留学七年后终于回到故乡绍兴的时候。此时的周氏门台虽未败落，但已不复当年荣光。鲁迅怀揣着新思想回国，而朱安仍然是个活在老式闺阁中的传统女子。家人期待着这对夫妻能够重新开始，但现实却是鲁迅常住在任教的学校，即使回家也是独自睡在一间房里。 一天，鲁迅想要和朱安聊天，告诉她在日本有一种东西很好吃。朱安急于讨好丈夫，立刻附和道：＂是的，是的，我也吃过的。＂然而这东西只有日本才有，朱安从未出过远门，更别说去过日本。这句看似无心的谎言，却成了压垮这段婚姻的最后一根稻草。鲁迅皱起眉头，从此决定不再与她交流——他厌倦了这种毫无实质的对话，厌倦了对方的自作聪明与盲从。 回顾这段婚姻的开始，也是充满了无奈。1906年，已经28岁的朱安面临着＂嫁不出去就只能死＂的社会压力。而鲁迅则是被母亲借病从日本＂骗＂回来成亲。婚礼那天，朱安为了掩饰自己的小脚，特意穿了一双大一号的鞋子，却在进门时从花轿中掉了出来。有老人说这是不吉利的征兆，后来看来确实如此。结婚当晚，见了新娘的鲁迅一句话也没说，第二天就搬去了书房睡觉。婚后仅仅四天，他又回到了日本。 在此后的日子里，两人之间的交流变得极其有限。鲁迅甚至想出了一个不必说话的办法：他把换下来要洗的衣服放在床下的箱子里，箱盖则放在朱安屋外，盖子翻过来代表里面有干净的替换衣物。朱安每天依旧尽心地照顾着家务，甚至通过观察剩菜来揣测鲁迅的口味喜好。两人之间的对话，每天基本只有三次：早上叫起床，回答是＂哼＂；晚上问是否关门，回答是＂关＂或＂不关＂；还有就是索要家用钱，回答是＂多少＂。 这样的生活持续着，直到1919年，周家彻底败落，整个门台都卖出去了。鲁迅不得不将家人接到北京同住，朱安虽然不愿离开绍兴老家，但她别无选择。12月24日，他们踏上了北上的旅途。 到了北京，朱安像是被扔进了一个陌生的世界。西三条的宅子里，她依旧勤勤恳恳地张罗着家务，却感觉与周围的一切格格不入。每当鲁迅的学生们来访，那些剪短发、穿裙子的新式女学生让朱安无地自容。她们谈论的话题，朱安一个字也听不懂，只能默默退到角落。 鲁迅还是不和她说话，但朱安仍然坚守着她所理解的妻子之道。有一次鲁老太太过生辰，亲朋好友齐聚一堂。在开席前，朱安穿戴整齐走出来，向所有人跪拜道：＂我来周家已许多年，大先生不很理我，但我也不会离开周家，我活是周家的人，死是周家的鬼，后半生我就是侍奉我的婆母。＂说完，她叩首退回了房间。鲁迅那次感叹：＂中国的旧式妇女也很厉害＂。一句话，所有的同情都被朱安争取过去了。 此时的朱安已经40岁，她不再幻想能为周家生儿育女，但仍然试图向鲁迅靠近。她曾偷偷地学体操，甚至鼓起勇气剪掉了自己的发髻。然而这些努力都像是螳臂当车，改变不了丈夫的冷漠。 直到那一天，朱安无意中看到了一幕让她心碎的场景：鲁迅正在给借住在家里的女学生许广平剪头发。那一刻，朱安第一次发现，一向冷峻的大先生竟然也有柔情的一面，只是从来不曾给过她。朱安后来形容自己像一只蜗牛：＂从墙底一点一点往上爬，爬得虽慢，总有一天会爬到墙顶的。可是现在我没有办法了，我没有力气爬了，我待他再好，也是无用。＂ 1926年，鲁迅和许广平一起离开了北京。鲁老太太收到信得知两人同居，不久又传来许广平怀孕的消息。在接下来的十年里，朱安只再见过鲁迅两次。对于住在西三条的婆媳俩来说，＂一个月中最高兴的事就是收到大先生的来信＂。尽管生活艰难，鲁迅还是定期寄钱回来供养她们。 直到1936年10月19日，噩耗传来，鲁迅溘然长逝。从此，朱安和鲁老太太相依为命，靠着周作人和许广平的接济勉强度日。许广平尽管成了鲁迅的新伴侣，却一直记挂着朱安的生活。即使在物价飞涨、日军占领北京的艰难时期，许广平仍尽可能寄钱给朱安。只有在许广平自己被抓入狱、无法寄钱的时候，朱安曾误以为她克扣了自己的生活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