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8月23日，中央军委任命陈漫远为后勤学院院长，开国上将李聚奎为后勤学院政委，后勤学院行使大军区级职权, 直属中央军委领导。
在二战期间，法国的投降使其成为其他西方国家的笑柄，这令法国极为尴尬。为了挽回颜面，日本投降后，法国迅速向越南增兵，试图恢复殖民统治。当时，越南刚刚建立共产主义政权，国内局势尚未稳定，无法抗衡法国的军事力量。情急之下，胡志明向中国求助。 毛泽东同意了胡志明的请求，不仅向越南提供了先进武器，还派遣了一支志愿军支援越南抗法战争。韦国清就是其中的一位参战将领，他在越南指挥多次战斗，不仅取得显著胜利，还帮助越南军队提升了军事素质。胡志明对韦国清的表现深表感激并十分熟悉。 恰逢中国军队授衔在即，胡志明访问中国时提出建议：“我认为韦国清将军可以授予大将军衔。”毛泽东听后沉默，因为广西并未将韦国清的名字列入上报名单。对于此事，毛泽东将决定权交给时任广西第一书记陈漫远。 陈漫远与韦国清的资历与功劳都足以获授上将军衔。为了让韦国清顺利授衔，陈漫远主动选择让出自己的军衔。这一决定在当时引发热议，不少人劝阻他：“军衔是功劳的象征，怎么能让出去呢？”面对劝阻，陈漫远严肃回应：“没有军衔，我一样可以为人民服务。” 陈漫远出生于1911年广西蒙山县的一个富裕家庭，与许多出身贫苦的孩子相比，他有机会接受优质教育，早早接触到进步思想。16岁时，他加入中国共产党，担任工会党委书记，积极投身革命事业。他学识渊博，深受组织器重，后被任命为红一方面军政治部主任。在长征期间，他随队执行保护中央转移的重要任务。 黄土岭战役是陈漫远指挥的一次经典战斗，也成为抗战史上的里程碑事件。此役中，他成功指挥部队击毙日军中将阿部规秀，重创日军。此战不仅震慑敌军，也让蒋介石发来贺电，称赞战果卓著。在国家博物馆中展出的那块手表，正是黄土岭战役的见证。
1977年8月23日，一个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日子。这一天，中央军委正式任命陈漫远为后勤学院院长，开国上将李聚奎为后勤学院政委。这一任命不仅是对两位将领个人能力的肯定，更体现了中央军委对军队后勤建设的高度重视。后勤学院作为直属中央军委领导的军事院校，被赋予了大军区级职权，在军队院校体系中具有特殊的地位。 在那个百废待兴的年代，重建后勤学院是一项艰巨的任务。老一辈军人常说，一支军队能否打胜仗，后勤保障是关键。这句话在当时显得尤为重要。后勤学院的成立，标志着我军后勤人才培养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1977年的北京，正值暑末秋初之际。张德山老教员至今仍清晰地记得陈漫远院长和李聚奎政委到任的那一天。那时的后勤学院，校园里还残留着＂特殊＂时期的标语，但教职员工们的脸上却洋溢着重获新生的喜悦。两位领导一到任就马不停蹄地召开了全院大会，宣布了中央军委的决定，并对学院未来的建设和发展作出了具体部署。 在张老回忆中，陈漫远院长身着普通军装，没有佩戴任何将军肩章，但那挺拔的身姿和坚定的目光，让在场的每一个人都感受到了一位军事指挥员的气度。开国上将李聚奎政委则以他特有的亲和力，很快就拉近了与教职员工的距离。两位领导的到来，让全院上下都感受到了一种新的力量。
1949年12月，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沿途常常向百姓索取粮食衣物。陈家人也因此警惕异常，家门紧闭。一天，陈万球正和家人挑选茶籽，忽然听到一阵敲门声，以为是败兵上门索要粮食，大家不敢开门。这时，陈万球听到一声熟悉的蒙山话呼喊：“万球，开门呀，我是万琪，万源二哥回来了。”这让他大吃一惊，从小就听说二哥陈漫远已经去世的他怎么也没想到，二哥竟然站在门外。 村里人得知陈漫远回来后，纷纷赶来探望，他一一向乡亲问好，言语间透着亲切。只是，这次返乡他仅停留了三四个小时。临行前，陈漫远紧握母亲的手，用蒙山话叮嘱她小心路滑。母亲应着“啊，啊”，眼泪不住往下流。 1949年8月中旬，正值秦岭战役前夕，陈漫远在前线接到中共中央调令，要求他立即赶赴北平。尽管他渴望与战友们一起在秦岭决一死战，歼灭胡宗南部队，但作为军人，他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只能忍痛别离。战友们也意识到，他此行任务重大，很可能从此分道扬镳。 二十年战火硝烟，二十年生死与共，这段革命岁月将成为记忆。分别时，留恋之情溢于言表。陈漫远在《八路军百团大战的伟大胜利》一文中写道：“在三年来敌后抗战的坚持中，我军百团出击敌人，都是夜袭、急袭、不惜牺牲的冲锋陷阵，突破敌人的毒攻与大空袭的连续战斗，全线都是异常紧张的肉搏……” 解放后，陈漫远历任省委第一书记、北京农业大学校长、农垦部党组书记、解放军后勤学院院长等职。他无论身处何位，都恪守信仰，清廉自律。1978年，侄子陈全庆远赴北京找他安排工作，陈漫远却严守纪律，拒绝为亲属徇私，只鼓励侄子回家种好田，并将自己的一件衣服和60元路费赠予他。陈漫远的刚正与亲情分明令人肃然起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