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周养浩被特赦，重获自由后，国家允许他去任何地方，周养浩提出：“我想去台湾投奔老蒋！”谁知他刚出发，蒋介石就死了！
周养浩、沈醉和徐远举被称为“军统三剑客”，他们因恶行累累而臭名昭著，手上沾满了革命烈士的鲜血。在小说《红岩》中，周养浩便是沈养斋的原型。解放战争末期，随着三大战役的胜利和渡江战役的展开，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刘伯承和邓公率大军推进至西南。而此时，以毛人凤为首的国民党情报机构也随着战线的溃退，向西南地区转移，直至云南。 国民党的全面崩溃也引发了“军统三剑客”的分裂，三人各怀鬼胎，最终走上不同的道路。周养浩是浙江江山人，凭借老乡关系受到戴笠的提携，与同为江山人的毛人凤、毛万里和毛森并称“三毛一戴”。尽管军统高层因地域关系相互提携，但周养浩能够崭露头角靠的却是真本事。他毕业于上海法学院，是军统中少有的高学历成员。相比沈醉和徐远举这两位武艺高强、心狠手辣的“杀人机器”，周养浩在军统中的特殊之处在于他的伪装能力。 刚加入军统时，周养浩一度对随意抓捕和草菅人命有所挣扎。然而，军统这个“大染缸”迅速将他改造成了一名彻底的执行者。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的心肠也变得愈发冷硬。他的“特别之处”在于表面上的伪善，他举止斯文，彬彬有礼，给人的印象颇为文雅，甚至像一位文弱书生。许多人初次与他接触时，都被他的“人性化”一面所迷惑，难以将他与残暴联系起来。 周养浩在贵州息烽监狱担任主任期间，还展现出一定的“生意头脑”。他看到囚犯无所事事，便设立了印刷厂、缝纫厂、雕刻厂和木工厂，让犯人从事劳动并支付一些工资。相较于之前阴冷潮湿的牢狱生活，囚犯的待遇略有改善，然而，无论他如何掩饰，无法抹去其双手染满鲜血的事实。
1975年3月，一纸特赦令传到了功德林监狱。这份特赦令的签发者是毛主席，其中提到要释放所有在押的战犯。这个消息传来时，周养浩正在自己的牢房里默默踱步，他已经在这里度过了二十多个春秋。 特赦令下达后，监狱工作人员按程序向周养浩询问出狱后的去向。当时的政策非常开明，只要是被特赦的战犯，无论选择去向何方，政府都会给予支持。周养浩思考再三，表达了想去台湾投奔蒋介石的意愿。对于这个决定，工作人员既没有阻拦，也未加评判，而是按程序为他办理了相关手续。 然而命运总是充满了戏剧性。就在周养浩拿到通行证和港币，准备经由香港中转前往台湾的时候，一个意外的消息传来：蒋介石于1975年4月5日在台北病逝。这个消息犹如一记晴天霹雳，打乱了周养浩原本的全部计划。 回顾周养浩在功德林的岁月，1959年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那年，新中国开展了第一次战犯特赦。当杜聿明、王耀武、宋希濂等多位国民党高级将领获得特赦时，整个功德林都沸腾了。这些特赦消息对周养浩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让他开始重新思考自己的处境。 然而，由于此前在改造过程中表现消极，周养浩的名字并未出现在前几批特赦名单中。每当新的特赦名单公布，周养浩都会仔细查看，但始终未见自己的名字。随着时间推移，他对重获自由的期望逐渐减弱。 到了1975年，毛主席在得知功德林仍有一批年事已高的战犯被关押多年后，认为这些人已不会对国家构成威胁，于是下令特赦所有在押战犯。 1949年12月8日，周养浩在毛人凤安排的专机护送下抵达昆明巫家坝机场，计划加油后前往海南。然而，卢汉控制的机场以“缺油”为由拒绝加油，周养浩立刻警觉起来。他随后接到沈醉的电话，劝其进城相见，但他断然拒绝，坚持留在机场。不久后，机场地勤竟将飞机剩余的燃油抽光，形势愈发紧迫。
意识到情况不妙，周养浩将随身手枪交给机长，并拆下军装上的少将符号，试图隐藏身份。12月10日凌晨，昆明公安局局长李志正带队搜捕周养浩。通过机长的喊话诱导，周养浩最终暴露身份并被捕。当时他已换上便服，混入候机室，试图次日搭乘民航客机逃走，但终究未能如愿。 在战犯的审讯中，审讯人员采取“外严内松”的管理方式，以期让战犯主动交代问题。沈醉在审讯中表现积极，详细供述戴笠等人的罪行，试图争取宽大处理。相比之下，周养浩显得不够合作。 他曾因沈醉的态度与其发生冲突，甚至在功德林战犯管理所内愤怒挥舞小板凳，表现出强烈敌意。然而，沈醉始终保持克制，试图通过日常互动缓解矛盾。随着时间推移，周养浩的态度逐渐软化，开始融入其他战犯的小团体。 周养浩晚年的生活十分低调，几乎没有详细记载。然而，一本名为《战犯自述》的书打破了他的沉默。这本书由军统少将段克文撰写，歪曲了战犯管理所的经历，声称自己曾遭受严刑拷打。该书引发了国内许多获得特赦的原国民党将领的强烈反感，包括文强、黄维等人纷纷撰文驳斥。 身在美国的周养浩也注意到此事，他一向避谈往事，但此时破例接受采访，公开否认段克文的说法。他表示，自己能够与家人团聚，是因为中国共产党政策的伟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