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8月，王仲廉被押去南京受审，汤恩伯去求情，蒋介石骂道：“这就是你向我推荐的将才？畏缩不前，应该被枪毙。” 王仲廉是徐州人，黄埔一期生，属于汤恩伯集团的铁杆骨干。1938年初，汤恩伯升任20军团长，军团主力是汤恩伯兼任军长的13军、关麟征的52军。为了加强军团实力，汤恩伯向军委会要来了85军的番号。 军政部长何应钦告诉汤恩伯，如果不能在三个月内将85军编组完成，届时将收回番号。彼时，汤恩伯军团奉命开赴徐州，没时间去整训、补充部队。 为了保住85军番号，汤恩伯灵机一动，将13军原班人马打包给了85军，以王仲廉为军长。汤恩伯将划归20军团的110师，编入成了空架子的13军。 在台儿庄会战中，有人指责汤恩伯将13军摆在二线保存实力，而汤恩伯大呼冤枉，因为真正的13军已变成了85军，而85军和52军，都是台儿庄会战反击阶段的主力。 张轸因战功，后来升任13军军长。汤恩伯对13军这个番号很看重，左看右看张轸不顺眼，后将他排挤离开，以亲信张雪中接任军长，之后，又将85军的主力部队和13军的部队互相，使13军又恢复前貌。 这也就是为何，王仲廉后来常对人说，他才是13军真正意义上的第二任军长。 抗战中、后期，汤恩伯以第一战区副长官兼四省边区总司令的身份，手握四十万大军，以“中原王”自居，和胡宗南、陈诚成为老蒋嫡系将领中，掌握部队最多的三人。 1944年的豫中会战，将汤恩伯打回原形，所部大溃败，折损人马十几万，算上战区长官蒋鼎文控制的部队，国军在此战中损失了二十多万人。 时任31集团军总司令的王仲廉，在指挥作战中表现不佳，甚至出现了在带着总部直属部队撤退途中，被地方武装别廷芳旧部缴械包围的丑事。 消息传到重庆，老蒋大骂说：“王仲廉身为集团军总司令，竟连地方民团都打不过，实在是丢人，他不是我的学生。” 豫中惨败引起一片哗然，蒋鼎文、汤恩伯被撤职查办。可没过多久，汤恩伯被重新起用，王仲廉充当其副手。 抗战胜利后，国军进行整编，原有的集团军改为绥靖区司令部或整编军，军、师改为整编师、旅。31集团军成为整编26军，王仲廉任军长。 1947年4月初，解放军将孙殿英的第四纵队包围在汤阴。汤阴是孙殿英的老巢，积存的粮食可供数月之用，孙殿英一面拿出数万两黄金，分给手下官兵，让他们卖命防守；一面不断给南京发去求援的急电。 “参谋总长”陈诚、“陆军总司令”顾祝同电令王仲廉，让率部救援汤阴。孙殿英得到消息后，高兴的对手下说：“王军长带的可是中央军精锐，用不了十天，就会到汤阴城下，告诉弟兄们，给我死死顶住。” 十天过去了，见王仲廉的部队还在半路，孙殿英急了，一天之内给王仲廉发去三封求援电报，末尾写着 “十万火急” 四个大字。 王仲廉看了电报后，不以为然的对参谋长说：“汤阴城墙坚固，孙大麻子坐拥万余兵力，撑个把月不成问题。我军若轻举妄动，中了埋伏怎么办？通知各师，行军时务必确保部队安全。” 5月2日，解放军攻入汤阴，孙殿英兵败被俘前，大骂说：“王仲廉这老狐狸，我给他发了十几封电报，他的部队还在磨洋工。” 当汤阴解放的消息传来，王仲廉当即下令：“共军善于围点打援，立刻回撤，各师交替掩护，务必在天亮前退回新乡。” 孙殿英是杂牌将领，又当过伪军，本就不受陈诚、顾祝同待见。王仲廉的这次拖延行军，除了在电报中挨了几次骂外，并无其他惩处。 两个多月后，解放军发起鲁西南战役，在解决掉王敬久兵团的三个整编师中的两个后，将剩下的整编66师包围在羊山集。 为了救援羊山集，老蒋下令临时编组第四兵团，辖两个整编师、一个整编旅，以王仲廉为司令官，让一周之内抵达羊山集战场。 王仲廉吃到了上次救援汤阴的“甜头”，采取相同的拖延战术，走走停停。尽管南京的陈诚、顾祝同，甚至老蒋的电报不断，但王仲廉一点都不急。 这边整编66师师长宋瑞珂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那边的王仲廉兵团，平均每日行军连二十里都没有。 7月25日，王仲廉兵团抵达冉固集，离羊山集已不算远了，参谋长说：“前方二十里未见共军主力，是否加快行军。” 王仲廉说：“不可大意，每前进五里，就要派出侦查部队，没有状况才可再行出发。” 参谋长说：“再不驰援，宋师长怕是撑不住了。” 王仲廉阴沉着脸说：“王敬久把三个整编师送掉了，不能让我们也跟着被打掉。” 两天后，整编66师覆灭，师长宋瑞珂被俘。整编66师是“土木系”的部队，宋瑞珂是陈诚的亲信，这次王仲廉可是惹了大祸，不久后，被宪兵抓去了南京受审。 本来，老蒋处理的调子很高，扬言要把王仲廉枪决以正军法，后在汤恩伯的苦苦哀求下，改判“十年徒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