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总督调任刑部尚书，是提拔重用，还是降级使用？ 嘉庆十六年正月，两广总督百龄意外收到一道上谕，他被调任满刑部尚书。这本该是喜事一桩——按照清代官制，总督虽也是从一品大员，但从制度层面，地位实际比尚书略低，且此时刑部尚书已是入阁拜相的重要前奏。然而，百龄接到上谕后，脸上并无喜色，反而眉头紧锁。 不久后，他上书朝廷，称自己患病在身，恳请辞官养病。嘉庆帝仁厚，看穿了百龄的心思，将其改任左都御史。这一幕，折射出清代官场中尚书与总督之间微妙的地位变化，更暗示了刑部这一特殊衙门在士大夫心目中的独特位置。 若要理解百龄的举动，必须先了解清代刑部的特殊地位。自战国时期儒家和法家分途后，读书人普遍对担任＂刑官＂心存抵触。在清朝六部排序中，刑部仅排第五，位居吏部、户部、礼部、兵部之后，仅高于工部。这一排序与其实际职能极不相称——刑部事务繁重，责任重大，本应位列前茅。 百龄对这一任命如此排斥，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当时的汉刑部尚书金光悌在京城官场中以严苛著称，百龄担心与之共事会连累自己的名声。金光悌一生在刑部任职，晚年独子病重，被同僚暗中嘲讽是因＂戾气太重＂所致，他从此笃信佛教，甚至在僧人面前长跪请命，成为京城官场茶余饭后的笑柄。 除了与特定官员的相处顾虑，读书人避开刑部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首先，儒家读书人多以仁人君子自居，不愿从事＂杀人、刑人＂等有违仁义的事务；其次，刑部工作要求官员精通律例，专业性极强，许多人望而生畏；再者，刑部官员需经常与书吏、差役甚至犯人打交道，被视为＂风尘俗吏＂，难登＂大雅之堂＂；最后，受佛教影响，许多官员深信担任刑官会＂损阴德＂，甚至影响子孙后代。 百龄的故事并非孤例。乾隆时期的进士李坚被分到刑部后，对同僚直言＂不乐为法吏＂，后想尽办法调离；乾隆朝又有进士王又曾，因不懂律例而惶恐不已，最终弃官回乡；嘉庆年间，捐纳官员方璞被分至刑部后，其父忧心忡忡，花重金打点，终使儿子调往户部。 百龄的调任风波，不仅反映了刑部在官场的特殊地位，也揭示了总督与尚书之间微妙的权力关系，这一关系随着清代历史推移而不断变化。 乾隆十九年（1754年），朝廷内外一则消息引起轰动——刑部尚书、太子太傅刘统勋被任命为陕甘总督。这一特殊任命打破了清代官场常规，因为按照定例，总督一般由都察院左都御史、各部侍郎或各省巡抚升任，极少有尚书外放总督的情形。 这背后其实有特殊考量。乾隆十九年，乾隆皇帝正着手对准噶尔部用兵，计划一举解除西北方向的军事威胁。统一新疆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后勤保障，而刘统勋深受乾隆信任，办事精明稳妥。乾隆认为，举朝上下，唯有刘统勋出任陕甘总督，才能确保前线两路大军无后顾之忧。 这种尚书外放总督的情况，在乾隆朝并非孤例。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军机大臣、工部尚书阿桂被派往四川担任总督，主要任务是巡查四川金川土司郎卡扰边等事宜。更为引人注目的是福康安的例子——他先后出任湖广总督、陕甘总督、云贵总督，在此之前都兼任户部、兵部、工部等尚书。作为乾隆后期的名将，福康安几乎参与了所有重大战事，每次出征都以总督之名挂帅，以便能够节制当地的八旗和绿营军队。 仔细分析这些案例可以发现，尚书外放总督实际上类似于派遣钦差大臣，都是为了解决特定的重大问题。这类任命通常任期很短，任务完成后即回京复命。从这个角度看，尚书出任总督非但不是降职，反而是皇帝特别信任的表现。 然而，让尚书担任总督并非易事。尚书与总督的工作性质有着根本差异——尚书是＂专管官＂，负责单一领域；总督则是＂全能官＂，统管一省或数省的军政大权。如果让总督来做尚书的工作，除非是像刑部这样需要专业知识的部门，其他五部问题不大。但让尚书来做总督的工作，成功率就大打折扣。这是因为尚书大多由翰林出身，缺乏基层工作经验，委以封疆大任实在勉为其难。 随着历史发展，总督与尚书的地位消长也在发生变化。太平天国运动镇压后，地方总督获得了财权、人事权和军权，地位已远超各部尚书。这一时期，为提升总督权威，往往以大学士兼任总督，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都是如此。 回到百龄的故事，他从两广总督调任刑部尚书，按照早期清代官制确实是升官。但到了嘉庆年间，总督实权已增长不少，加上刑部的特殊性，使得这一看似升迁的调动实际上并不受欢迎。百龄的反应揭示了清代中后期官场的微妙变化——形式上的升迁与实质上的权力消长之间存在着复杂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