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年，日军用毒气攻下高安城，师长王耀武望着满地国军尸体嚎啕大哭，俞济时命58师接替51师，王耀武吼道：我51师就算死的剩1个，也是主力，谁也不让替。夕阳下，600名死士面前每人一碗酒，50大洋。酒喝掉，他们走了，没拿一分钱。一夜激战，当攻下高安城时仅剩28人，却留下572个英魂。
在1940年代的中国，正值抗日战争的严峻时期，无数中国军人在国家存亡之际挺身而出，以极其有限的资源面对日军的强大火力。
在这样的背景下，许多士兵加入了敢死队，这是一种几乎以必死的决心参战的方式，他们知道这几乎是一去不复返的命运，但仍旧毫不犹豫。
特别是在南京保卫战这一激烈的战役中，第51师153旅306团表现出了非凡的勇气。在日军的猛烈进攻下，南京水西门的防线危在旦夕。邱维达团长所率领的部队面对着极端不利的战斗条件，士兵们几经交战已是弹尽粮绝。
在这样绝望的情形下，一位排长提出了成立敢死队的想法，希望能突袭日军重要的火力点，以求破局。这个提议得到了邱维达团长的支持，他深知这是一条不归路，但也是为国捐躯的至高无上的荣耀。
邱维达团长在接受了这个建议后，举行了一个简短的动员会，再次确认了士兵们的决心。士兵们一致表态，他们已做好了最终的牺牲准备。在简短而庄重的氛围中，全排的士兵列队，装备整齐，他们的眼神中透露出坚定与决意。
这支敢死队不久后便奔赴前线，面对敌人的火海，他们没有一人退缩，他们的英勇行为至今被传颂。尽管他们大多数人未能生还，但他们的牺牲极大地鼓舞了国人的抗战情绪，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战局的发展。
在1938年春，淞沪会战之后，日军为彻底控制华北平原，计划向南推进，意图切断中国的交通要道。台儿庄地区，因其位于京杭大运河与津浦铁路的交叉口，成为战略焦点。此时，第31师负责守卫该区域东北角，面对装备和训练均优于自己的日军，第31师处境极为艰难。
3月31日，第31师已是弹尽粮绝，师长池峰城意识到必须采取决定性行动。在这关键时刻，158团3营7连连长王范堂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计划。
王范堂建议以他的连队成员，组成一个由57名士兵组成的敢死队，进行突击。王范堂的话语中显示出了绝对的决心：“7连还剩57人，他们愿意成为敢死队，即使牺牲也在所不惜。”
池峰城经过深思熟虑后，同意了这一计划。他理解这是一种几无生还可能的战斗方式，但在绝境中，这样的牺牲是为了更大的胜利。
行动前夜，敢死队的队员们集结，每人装备了大刀和手榴弹。为了表彰他们的勇敢，池峰城决定给每位队员发放30块大洋作为奖赏。然而，当这些银元分发给队员们时，他们几乎是同时将银元抛弃在地，这个行动强烈地表达了他们的决心：为国捐躯，金钱已无意义。
决定后的一小时内，这支小队发起了猛烈的夜袭。尽管人数少，装备劣，但他们的突然袭击完全打乱了日军的部署。日军在混乱中被迫撤退，这一战役不仅延缓了日军的进攻计划，还大大提升了国军及民众的士气。
到了1939年9月，第一次长沙会战期间，日本军队发动了对江西高安的进攻。在这场战役中，中华民国国军第74军承担了重要的防御任务。
74军军长王耀武指挥下的51师，作为核心战力，奋勇抗敌。尽管日军力量强大，51师还是展开了顽强的抵抗。战斗中，由于日军装备与兵力上的优势，高安最终被攻破。
在这紧要关头，王耀武接到了来自上级俞济时的通话，建议让其他部队接替51师继续战斗。王耀武坚决反对，强调即便51师残部寥寥无几，仍应坚守主攻地位。
为了振奋士气，他组织了由600名士兵组成的敢死队，每人赠送一碗酒与50个大洋作为激励。这些士兵在酒后立即奔赴战场，没有人动用那些金钱。第二日清晨，他们奇迹般地收复了高安城，但代价惨重，仅28人生还。
在同一年的中条山战役中，日军试图侵占黄河要塞的战略位置。国军第17军的卫立煌深知黄河的战略重要性，从部队中精选出800名壮士，组建了专门的“保卫黄河敢死队”，誓言守护黄河，不让日军越过分界。这些壮士在奔赴前线前，纷纷写下了遗书。
他们在黄河岸边英勇抵抗日军的猛烈炮火，坚持不退。几小时激战后，壮士们大多数已伤亡，仅剩26人生存。当弹药耗尽之时，这些浴血奋战的士兵选择了以最后的方式保持尊严——他们在黄河岸边跪拜天地与父母，然后转身一跃，跳入滚滚黄河，壮烈牺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