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一个省委副书记的家遭到偷窃，小偷翻遍家里所有角落，最终带着战利品扬长而去，堂堂省委副书记家里遭盗窃，警方接到报案当即展开抓捕，然而当小偷被抓获后，结果却令众人感到意外。 12月的长沙飘着冷雨，省委家属院的路灯在雾中昏黄如豆，26岁的小偷陈建军蹲在3单元门口，听着老式挂钟敲过十二点。 他戴着毛线手套的手熟练地拨开弹簧锁，门缝里漏出的台灯微光映出书架上的《湖南农业考察报告》——这是他今晚第六次作案，目标是传说中"官员家里的彩电和烟酒"。 翻遍三间卧室，陈建军只找到37元零钱和半罐麦乳精，正要离开时，玄关处的旧木抽屉引起他注意：牛皮纸袋用回形针别着，里面整齐码着40张百元大钞，油墨味混着淡淡的霉味。 "狗屎运！"他把钱塞进棉袄内袋，顺手扯走茶几上的两条"芙蓉王"——包装纸已有些褶皱，显然不是新拆的。 凌晨两点，郑培民开完常委会回家，钥匙在锁孔里转了两圈才发现门没锁。 客厅的藤椅歪在墙角，妻子的毛线篮翻倒在地，他首先检查的不是衣柜而是书桌抽屉——那里本应放着明天要交的残联福利款。 当看到抽屉里的牛皮纸袋不翼而飞，这位46岁的省委副书记第一次颤抖着拿起电话："我要报警，丢了4000元公款。" 陈建军在通宵麻将桌上被抓获时，4000元现金原封不动藏在鞋垫下。 "以为是普通职工家！"他对着审讯笔录直拍大腿，直到民警翻开案宗："这是郑培民副书记的家。" 小伙子突然想起三天前在残联门口见过的场景——穿旧夹克的男人蹲在地上，帮盲人按摩师系鞋带，原来就是这家主人。 更让警方意外的是那两条"芙蓉王"。 郑培民接到电话时正在批改防汛报告，回忆半天才记起："是吉首聋哑人协会的老张硬塞的，说政策帮他们解决了就业，我推了三次没推掉。" 他立刻让妻子把家里仅剩的两罐茶叶寄给老张，"不能占群众一针一线"是他写在台历上的家训。 在郑培民的工作日志里，1990年12月的记载格外清晰： "晚10时，残联福利款4000元暂存家中，拟明日拨付凤凰县盲人工厂。" "小偷拿走的麦乳精，是岳母从老家带来的，明日让妻子补上粮票。" 这种近乎严苛的记录习惯，贯穿他30年仕途：去湘西调研时，他坚持用自己的茶杯，生怕用了基层的高档茶具；儿子结婚时，他让亲家从老家带喜糖，"不能花公家一分钱买糖纸"。 1998年抗洪期间，常德百姓记得那个站在决堤现场的清瘦身影：郑培民穿着胶鞋扛沙包，裤腿上的泥浆干了又湿，怀里揣着速效救心丸却不肯退到二线。 当陈建军在电视里看到这一幕，突然想起偷来的《湖南农业考察报告》里，每页都有红笔标注的农户电话号码——原来这位大官真的会亲自接听百姓来电。 郑培民的遭遇在清官史上并不孤单： 焦裕禄的藤椅：河南兰考县委书记的藤椅上，有他病痛时顶出的窟窿，却没有任何公物私用记录； 孔繁森的药箱：西藏阿里地委书记的药箱里，装着给牧民的常用药，却没有为自己留一盒高档补品； 2023年被查处的"亿元司长"家中搜出26斤黄金，与郑培民家"小偷嫌弃太穷"的场景形成刺眼对比。 这些案例印证着一个朴素的真理：真正的清官之"清"，不在职位高低，而在对待"身外之物"的态度——当小偷都觉得"无物可偷"，才是对廉洁最生动的注脚。 2002年郑培民离世时，湘西百姓自发编织的草鞋摆满灵堂，每双鞋里都塞着一张纸条："您帮我们修的水渠通水了""我家孩子考上大学了"。 那个曾经的小偷陈建军，出狱后在老家开了间锁具店，逢人便说："见过大官的家，才知道什么叫两袖清风。" 这场看似意外的盗窃案，最终成为郑培民廉洁奉公的注脚。 真正的廉政教育，藏在官员家徒四壁的真实里，落在小偷惊讶的感叹中，显现在百姓含泪的回忆中。 当郑培民的工作日志成为廉政教材，当他的旧夹克走进博物馆，那些关于4000元公款和两条烟的细节，终将化作一声警钟——提醒所有公职人员：对待身外之物的"铁石心肠"，正是对人民群众的"侠骨柔肠"。 正如党史专家所言："郑培民的家被盗，偷走的是公款，留下的是官德。" 在物欲横流的今天，这种"让小偷失望"的清贫，这种"让百姓铭记"的担当，永远是党员干部最珍贵的政治财富。 当我们为郑培民的事迹感动时，更应明白，清廉不是口号，而是融入血脉的信仰；为民不是空谈，而是日复一日的践行——这，才是一个共产党员最亮丽的精神底色。 对此，您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文章为真实事件整理评述，无不良引导，文中均使用化名） 创作来源： 新华网，《最美奋斗者——郑培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