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冬天，吴佩孚灰头土脸地逃到岳阳，身边只剩两千人，他曾是全国瞩目的直系领袖，如今成了战败逃兵，被旧部赶走，被同僚冷眼看。
他坐在岳州城外的鸡公山，胡子拉碴，没人愿意收留他，连口热饭都难，风声鹤唳，张作霖要追杀他，冯玉祥也扬言要把他擒回来请功，这时候的吴佩孚，和一个落难的江湖人没两样。
张作霖打赢了奉直大战，占据北京，吴佩孚算是彻底完了，冯玉祥那边在北京搞“国民军”，号称革命。
吴佩孚什么都没了，钱没有，兵也跑了，还带着满身仇家，连他的老朋友，湖北督军萧耀南，也不肯接他，说怕惹事。
吴佩孚被逼得没法，只能暂住在赵恒惕控制下的岳州。赵恒惕虽是旧识，但态度冷淡，只给他安了个落脚处，派了点士兵监着。
就在这时，有人劝他进租界避一避。租界有洋人庇护，张作霖和冯玉祥不敢轻易下手。
吴佩孚死活不肯，说：“我宁愿死，也不去当洋人的狗。”这句硬话传出去，南方不少士绅对他肃然起敬，虽然没兵没钱了，但这股骨气还在，他靠着这点名声，在鸡公山撑了两个月。
1925年春，转机来了，张作霖突然改口，说想跟吴佩孚联络一下，还派了人去给吴佩孚拜寿。
吴佩孚也顺水推舟，回了个兰谱，这是北洋旧规矩，互换家谱等于结盟。
张作霖表面风光，其实心里也有数：冯玉祥在中原咄咄逼人，他想找人牵制冯玉祥，而吴佩孚正合适。
这时的吴佩孚，其实已经开始悄悄运作了，他的旧部还在各地零星活动，湖北的陈嘉谟、卢金山，河南的靳云鹗、陕西的刘镇华，都跟他有旧情。
尤其是刘镇华，当年在陕西跟吴佩孚共事过，如今兵力也还算有些。他们听说吴佩孚有机会翻身，也都表态愿意投靠。
萧耀南这个时候突然病死了。吴佩孚立刻抓住机会，把陈嘉谟推上湖北总司令，控制了武汉的军政要地。
卢金山掌长江水师，也算把后勤补给通了，河南这边，他也跟靳云鹗见了面，摆出一副“老兄弟”的态度，还送了不少封号。
靳云鹗虽然人滑，但看吴佩孚背后有张作霖，也不敢怠慢。
真正让吴佩孚底气回来的，是刘镇华的镇嵩军，这支部队原来是守西安的，后来被冯玉祥打得退到洛阳。
刘镇华跟冯玉祥有仇，这次主动投奔吴佩孚，还带了两万多人马。吴佩孚当即给他封了“陕甘总司令”，等于放手让他在西北开疆拓土。
同时，东南的孙传芳，也找上门来，孙传芳控制着江浙闽赣一带，跟奉系也有嫌隙。他想搞个“十四省讨贼联军”，但缺个名义领袖。
吴佩孚正好牌面够，说话有人听。于是他被推上总司令的位子。虽然只是挂名，但这一下子他手里就有了鄂、豫、陕、甘实地，还有个“十四省联军”的招牌。
但兵马一动，钱粮先行，吴佩孚军费紧张，他干脆宣布：苏、皖、赣、浙、闽等地的盐税他要自己截留。
这在当时是大事，各地盐务局本来都归中央，突然被他抢走，各地反应不一，但吴佩孚抓住了一个空子：英国人有盐业利益，他们怕国民军搞“革命”，不想吴佩孚倒台。
于是英国驻汉口领事表示支持，还私下允诺帮他引进军火。这下子，吴佩孚底气更足了。
到了1926年初，局势变了。冯玉祥被苏联顾问扶着，准备北伐。张作霖一边在北京应付内部矛盾，一边让吴佩孚牵制冯军。
吴佩孚等得就是这个时机。他带着刘镇华、陈嘉谟等人，从河南发起进攻。几场战斗下来，冯军主力退往西北。
吴佩孚打下河南、重返洛阳，又联合镇嵩军收复了西安，等于又把豫陕两省握在手里。
这一年，吴佩孚兵力一度有二十万人。表面上看风光无限，四省归心，部下也开始有人喊他“复出再起”。
可其实他心里明白，这些兵不是他的嫡系，很多是投靠来的，谁给钱谁当大哥。而且这些旧军头子，各自为政，没有一套统一军令。刘镇华、靳云鹗、孙传芳，哪一个都不是省油的灯。
更要命的是，北伐开始了。蒋介石带着黄埔军校出身的年轻军官，从广东北上。这些部队武器新、纪律强、宣传到位，而且背后有国民党支持，士气高。
吴佩孚老派军阀那一套，已经跟不上节奏。他的兵多是旧兵混编的，打起仗来各自为战，没几场仗就被打得乱了阵脚。
到了年底，南方军已经打到武汉。吴佩孚兵败如山倒，退守襄阳，接着又败退宜昌。湖北守不住了，他只能往西逃。最终躲到四川，身边只剩几千残兵。从此退出政坛，再无复起之力。
这场翻身仗，说到底，靠的是吴佩孚的人脉、名声和一点老江湖的手段。他抓住冯玉祥和张作霖之间的矛盾，在夹缝中活了过来，还曾短暂重掌中原。
但靠的是拼凑，不是根基。他已经不是那个横扫北洋的“玉帅”，而是个靠旧关系苟延残喘的孤胆英雄。
参考资料 金冲及主编：《中国近代通史·第十卷》，中华书局，2007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