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南京一间简陋的烟摊旁，一个六十出头的老人靠卖茶叶烟纸糊口，他不敢说太多话，也不愿多看人一眼，这个人，叫鲍君甫，十几年前是国民党中统的要员。
可谁也想不到，他正写信向解放军大将陈赓求助，信里他自称“老战友”，说自己吃不上饭了。
几天后，陈赓真的回了信，还让南京公安每月给他发生活费，一个“国民党特务”，凭什么能得到解放军高级将领的亲笔回信？
鲍君甫原名杨登瀛，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1928年，他被国民党中央调查统计局，也就是“中统”吸收，派到上海当特派员。
这工作，简单讲就是抓共产党人，中统跟军统不同，重情报渗透，讲隐蔽，手段也更阴。
但鲍君甫这人有点不一样。早在1927年，陈赓在上海从事中共地下工作时就和他打过交道，两人因老乡关系认识，那时候还算不上朋友。
但很快，陈赓就发现鲍君甫嘴上是国民党的人，背地里却对中共不排斥，甚至愿意提供一点消息。
1929年，任弼时在上海被捕，陈赓情急之下找上鲍君甫，这人一句话没说，悄悄递了一份名单和关押地点。
结果任弼时被顺利救出，到1930年，周恩来在上海险些暴露，又是鲍君甫通过中统关系通风报信，帮他脱了险，中共高层几次遇难，全靠这“敌方特务”的消息才能逃命。
1931年出事了，顾顺章叛变，整个上海的地下组织被捣毁，鲍君甫跟陈赓、钱壮飞、李克农这些人来往的事也漏了。
他被中统当场抓起来，关进南京监狱，据说受了不轻的刑，但死活咬住没供出陈赓。
过了一年多，有个旧识张道藩出面担保，才让他出来，但出来就等于完了，被摘了职，没人敢理他。
之后十几年，他一直在南京混口饭吃，抗战时期，日本打到南京时，他也被迫接下伪职，管了个“感化院”，但权力有限，就是关押普通犯人的地方，解放后，这事没能瞒过去。
1951年，镇反运动搞得紧，南京公安抓了他，说他是国民党旧部，还当过伪职，这下他急了，站在法庭上喊了一句：“你们问问陈赓，我是他的人！”当时没人信，但陈赓那头收到了报告。
陈赓没多说，直接写了封信，说鲍君甫“在特殊时期曾提供重要情报，属我地下关系”，法院当即改判，原本重刑变成一年管制。
鲍君甫被放出来，整个人像是垮了，他在南京夫子庙附近摆个摊子，卖点烟纸茶叶换点零钱。
那年他已经五十多岁，眼神里尽是憔悴，到1954年，他实在熬不住，提笔写了一封信，投到北京总参谋部陈赓那边去。
他没有多客气，就说自己是“过去的战友”，现在日子过不下去了，请求照顾。
陈赓那时候已是大将，军中要人，但这封信他看了很久，没几天，南京公安局接到电话，说“陈将军有交代”，让他们“照顾鲍老先生的生活”。
接着，每月从公安拨100元生活费给他，那可是当时普通工人三个月的工资。
有传言说，陈赓不光批了钱，还托人带鲍君甫去北京看病，换了身棉衣，还陪他逛了颐和园，这些事没正式记载，但在南京公安局内部是公开的秘密。
问题是，鲍君甫到底算什么人？他从未被宣布是中共党员，也没进烈士名录，他帮过共产党，但早年也是国民党的心腹。
对这种“两头人”，新中国处理一直很谨慎，毛泽东那时候提过一句：“包起来，该杀的杀，该用的用。”意思就是，不能一刀切，鲍君甫这类人，不好定义，但他有用过，起过作用，就该区别看待。
其实陈赓一直明白这点，他是打仗出身，信兄弟义气，当年在上海生死一线，是鲍君甫通风报信救了他，他怎么可能忘？哪怕对方当年身份再复杂，他也得认这个情。
1955年起，鲍君甫的生活稍微好了些，公安局主动上门送钱，隔几个月还问问身体。
1956年，又涨到150元，可他始终没个明确身份，既不是干部，也不算统战对象，他住在南京老城区，隔壁邻居只知道他是“有过背景的人”，没人真清楚他做过什么。
到1969年，鲍君甫去世，走得很低调，临终前一句话是：“我不是特务，不是叛徒，周总理知道我的。”这句话他反复说了几十年，也许是想留下点清白。
周恩来到底有没有明确评价他，没人知道，但1976年，周总理病重时曾说过一句：“不要忘了那些在我们最危险的时候帮过忙的人。”说的是谁，没指名，但知道内情的人都明白。
鲍君甫这辈子，说成是功臣吧，不敢当；说是敌人，也不完全，他像一块夹在国共之间的石子，时而被踢一脚，时而被当垫脚石。
陈赓是个将军，也得讲立场讲纪律，但在那封回信上，他落款写得很轻：君甫同志，顺致敬意。
参考资料： 《隐秘战线：中共特工档案纪实》，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