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2年，陈玉成被俘虏，临死前告诉胜保：我有4千骑兵，都是百战精锐，他们在哪里？胜保笑了笑，全部接管，不杀一人。 陈玉成与胜保的恩怨始于1857年。当时年仅20岁的陈玉成在皖北崭露头角，而胜保作为清廷钦差大臣，带着两万八旗精锐南下镇压太平军。两人首次在霍山交锋，胜保的骑兵被陈玉成的山地伏击战术击溃，折损三千余人。此后五年间，双方在六安、定远、庐州等地交手十七次，清军始终未能取胜。1859年六安之战最为惨烈，陈玉成利用暴雨天气突袭清军大营，胜保的五门西洋火炮全数被缴，残部逃往河南时仅剩七百余人。 屡战屡败的胜保逐渐摸索出特殊生存之道。他不再与陈玉成正面交锋，转而专攻招抚劝降。据清宫档案记载，1860年胜保曾向咸丰帝献上"剿抚十策"，提出"以贼制贼"的方针。这套策略在苗沛霖身上得到验证——这位皖北团练首领在太平军与清军间反复倒戈七次，每次改换阵营都能从胜保处获得粮饷补给。 陈玉成对胜保的轻视埋下祸根。1862年春，困守庐州的太平军陷入绝境：西面有多隆阿的湘军围城，东面被僧格林沁的蒙古马队封锁。陈玉成决定向驻守寿州的苗沛霖求援，这个选择暴露了太平军后期的情报短板。苗沛霖早在三个月前就通过胜保向清廷秘密输诚，还配合清军围剿了捻军张乐行部。当陈玉成带着两千残部抵达寿州时，苗沛霖的侄子苗景开已备好陷阱。 五月十五日清晨，寿州城门缓缓开启。陈玉成仅带二十名亲兵入城，将主力留在城外。据在场目击者回忆，酒宴进行到一半时，苗景开突然掷杯为号，伏兵从屏风后冲出。陈玉成的佩剑尚未出鞘，已被按倒在地。城外的太平军听闻变故，本欲强攻城门，但苗沛霖的使者手持陈玉成印信出城招抚，声称"英王暂留城内议事"。这支疲惫之师最终放下武器，被分散编入苗沛霖各部。 六月四日，陈玉成被押解至河南延津胜保大营。两人的对话被清军书记官详细记录：胜保要求陈玉成下跪受审，反被当面讥讽"尔三十战皆北，有何面目称帅"。当问及四千骑兵下落时，胜保的回答充满权谋算计——他明知城外太平军实际仅八百余人，仍夸口"全数安置妥当"。这种处理方式实为政治作秀：既向清廷彰显招抚成果，又为日后要挟苗沛霖留下把柄。 这批降兵的命运折射出晚清军事体系的复杂性。胜保将两百精壮编入直属的"抚勇营"，其余六百人作为"礼物"送给苗沛霖。这种安排很快引发恶果：1863年胜保被清廷赐死后，失去靠山的苗沛霖再度反清，他麾下的太平军降兵趁机哗变，带着三百匹战马投奔捻军张宗禹部。至于陈玉成临终牵挂的四千骑兵，实为夸大数据，真正追随他转战多年的老部下，早在庐州突围时已伤亡殆尽。 清廷对太平军降将的态度充满矛盾。与四川处决石达开部众的狠辣手段不同，胜保对陈玉成旧部的"宽容"暗含政治算计。作为满族亲贵，胜保需要借助招抚成果制衡湘军集团。他在给恭亲王的密信中直言："留此余孽，可令曾（国藩）李（鸿章）有所忌惮。"这种权术游戏最终害人害己：1863年僧格林沁围剿苗沛霖时，发现其军中竟有操广西口音的太平军遗部，成为坐实胜保"养寇自重"罪状的关键证据。 陈玉成死后，1884年中法战争期间，淮军将领黄桂兰麾下出现一支"善使太平军阵法"的骑兵队，据台湾学者考证，这些士兵的父辈多为陈玉成旧部。而在辛亥革命中，安徽革命军里也有自称"英王后人"的军官率部冲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