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敦煌的女儿”樊锦诗，打算去武汉生孩子，然而领导却不给批假。在敦煌生下孩子后，连衣服都没有。没想到几天后，丈夫给樊锦诗送来了大包小包的衣服和营养品……看到丈夫的那一刻，樊锦诗放声大哭。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内容，麻烦顺手点击一下右上角的「关注」，方便日后随时参与讨论、分享观点，感谢您的支持呀！ 那年，30岁的樊锦诗，挺着肚子，已经临近生产，却还在一手握着刷子做着石窟记录，一手翻着堆积如山的档案。 她的丈夫彭金章远在武汉，两口子一年到头见不了几面，只有靠一封封慢得让人捉急的信件来联系。 本来，她打算临产前回武汉，母亲和丈夫都已经在那边准备好床单、孩子的小衣服、月子餐。可没想到，这事却在单位卡了壳。 那天中午，樊锦诗小心翼翼敲开领导的门，轻声说自己临产快到了，想回武汉生孩子。领导头也没抬，嘴里只丢下一句：“生孩子还分哪儿？敦煌不行吗？” 说完便翻下一页纸，不再理会。樊锦诗只能低头退出来，眼泪就在眼眶里打转。那一刻，她第一次感到大漠的冷风透进骨头里。 回到宿舍，老旧的土炕上摆着几件褪色的棉衣，都是同事送的。所有给孩子准备的东西早早就寄往武汉——从襁褓、尿布到针线、婴儿奶粉，没有一样在手边。 她只能咬咬牙忍着，想着办法应付眼前的日子。领导还要她去参加农忙，摘棉花。 挺着大肚子弯腰劳作，敦煌的阳光炙烤着她的脸和手臂，脚下满是沙土和干枯的棉秆。 那几天，樊锦诗每晚都睡不安稳，肚子绷得发紧，只能咬着牙坚持。 有时候夜深人静，她一个人缩在小被窝里，摸着隆起的肚子，对着窗外发呆。 风一吹过，窗户咯吱作响，她就想起丈夫彭金章寄来信里说的“等你回来咱们一家人团圆”。 但现实是，她只能一个人孤零零地守着这个冷清的院子，连哭都得等同屋人睡熟了才能抹眼泪。 孩子来得比预产期早些。一天傍晚，樊锦诗腹痛难忍，被同事连夜送到医院。那是一间低矮的平房，简陋得连热水都要现烧。 护士见她孤身一人，忍不住埋怨：“怎么临产了还没人照顾，婴儿的东西都没带吗？” 她哑着嗓子摇头，解释说：“全寄武汉了，原本打算请假回去的。”护士叹了口气，帮她找了些旧布单包孩子。 孩子出生那天，院里下着小雪。樊锦诗看着怀里瘦瘦小小的儿子，心里说不出的酸楚。护士又问她：“你丈夫怎么不在？” 她忍住眼泪，低声说：“他还不知道我生了……”说到这儿，她觉得自己的嗓子像堵着一团棉花。 敦煌当时的物资匮乏得让人难以想象。月子里的饭菜都是稀饭配咸菜，鸡蛋、红糖这些在城市里常见的补品，几乎就是奢侈品。 夜里冷得厉害，孩子没得盖，只能用她自己的棉衣包着，自己则穿着单衣熬夜哄孩子。那几天，她瘦了一大圈，脸色蜡黄，身上没一点力气。 护士心疼她，帮忙拍了电报给武汉的彭金章。电报一出，她就靠在床头，不停地盼着丈夫的消息。 夜里她偷偷掉眼泪，心里头一遍遍地问自己：怎么什么苦都碰上了？ 可转念一想，敦煌需要她、莫高窟需要她，自己既然来了，就不能只顾自己。 几天后，医院外传来一阵吵闹，窗外风雪中出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彭金章披着风尘，扛着一根扁担，两头挂着沉甸甸的包袱，脸冻得发青。 衣服、奶粉、鸡蛋、红糖，还有襁褓小被褥，都是他和母亲早就准备好的。 他一进门，看到妻子瘦得几乎脱了相，孩子裹着棉衣在炕头哼哼，顿时红了眼眶。那一刻，樊锦诗再也忍不住，扑到丈夫怀里放声大哭。 老彭帮着把带来的东西一样样取出来，帮妻子熬了蛋汤，烧了热水，还在墙上钉上钩子，好让樊锦诗挂上婴儿的小衣服。看着丈夫满手冻疮，一路奔波两天两夜赶来，她心疼得直掉眼泪。 在敦煌短短的十几天，彭金章一边照顾妻儿，一边安慰她别太委屈，说：“这孩子小名就叫‘敦敦’吧，咱们一辈子都不会忘记这段日子。” 孩子满月还没到，彭金章就被单位催着回去。临走时，他叮嘱樊锦诗千万别累着，遇到什么事就写信、拍电报，他一定想办法回来。 那之后的日子里，樊锦诗靠着丈夫带来的温暖，熬过了最难的日子。她有了可以依靠的肩膀，也有了心安的底气。 无论生活怎样艰难，她始终没离开敦煌。多少年后再回忆，她说：“其实我一生只做了一件事，就是守护敦煌。但如果没有老彭，我是撑不下去的。” 敦煌的风一吹就是几十年。樊锦诗在大漠里度过了最苦、最孤独的青春，守住了一代代前辈留下的莫高窟，也守住了自己的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