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两次中美关税贸易谈判，我们发现了一个问题，中国的商品对于美国人来说，特别重要，很多商品是美国的基本生活和生产的必须品，而且是不可缺少的必须品。 从核心商品领域的现实格局来看，中国在抗生素原料药领域的全球主导地位显著，2023 年对美原料药出口额达 45.2 亿美元，占美国同类进口的 71.37%，以阿莫西林为例，中国原料药产能占全球 70% 以上，成本较欧美低 30%-50%。 美国虽尝试通过关税和供应链转移削弱中国影响，但印度 69% 的阿莫西林三水酸出口仍依赖中国中间体，这种产业链嵌套使得美国短期内难以摆脱依赖。 在大豆与天然气领域，巴西已取代美国成为中国最大大豆供应国，2025 年 1-4 月中国自巴西进口大豆占比达 68%，美国份额降至 18%，但中国仍是美国大豆第二大出口市场，占美出口量 35%。 天然气方面，中国自 2025 年 3 月起停止进口美国 LNG，转而增加卡塔尔、澳大利亚等来源，美国 LNG 在中国进口结构中占比仅 5.6%，但美国 LNG 出口能力全球第一，未来仍可能重返中国市场。 芯片领域的技术博弈则呈现不同态势，中国半导体产业在成熟制程取得突破，中芯国际 2024 年 12 英寸成熟制程营收增长 57%，但高端芯片仍依赖进口，美国对华 AI 芯片出口管制升级进一步限制技术获取，目前中国半导体设备自给率仅 14%，关键设备国产化率不足 5%，在单芯片技术上仍落后美国一代。 贸易结构的深层互补性体现在货物贸易的结构性依赖上，中国对美出口以机电产品和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美国对华出口集中于农产品、集成电路等，这种分工源于双方比较优势，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 30%，美国服务业占 GDP80%，尽管中国在部分领域形成竞争优势，但美国在高端制造业仍具不可替代性。 此外，美国对华服务贸易顺差持续扩大，2023 年达 265.7 亿美元，涵盖金融、教育、知识产权等领域，美资企业在华销售额远超中资在美，差额超 4000 亿美元，这种 “商品逆差 + 服务顺差 + 投资收益” 的复合结构表明中美经贸关系本质上互利共赢。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对美出口商品中包含大量国际分工成分，若按贸易增加值核算，美国对华货物贸易逆差将缩减 40% 以上，例如苹果手机在中国组装，但核心芯片、操作系统仍由美国企业提供，这种供应链嵌套使得完全脱钩成本极高。 从未来发展看，中国在抗生素、钢铁等领域的成本优势难以被复制，但在高端制造仍需时间积累，以合成生物学为例，国内企业正推动新产品商业化，但短期内难以撼动传统主导地位。 同时，美国对华出口管制虽延缓中国技术进步，却也倒逼本土创新，2024 年中国半导体设备进口额增长 35%，国产设备在部分领域实现突破，这种 “压力驱动创新” 可能重塑全球产业格局。 事实上，中美经济结构差异决定了互补性的本质特征，美国服务业的先进理念与中国制造业的全产业链能力相结合，仍可在医疗、能源、数字经济等领域创造合作空间，例如美国航空制造业依赖中国市场，中国半导体产业需要美国设备与技术。 总体而言，中美贸易关系的演变是动态的，中国在部分商品领域替代能力增强，但双方在技术、服务、供应链等层面的深度依存依然存在，互补性并未消失，而是以更复杂的形式呈现，从传统商品贸易扩展到技术合作、标准制定等新维度，未来如何在竞争中寻求合作、在博弈中维护共同利益，是中美经贸关系稳定发展的关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