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初，汤尧去探望何应钦，谈及黄百韬时，何应钦说：“一个中将兵团司令死了，就给了十万金圆券，如此抚恤，让其他将领如何卖命？” 麻烦看官老爷们右上角点击一下“关注”，既方便您进行讨论和分享，又能给您带来不一样的参与感，感谢您的支持！ 1948年末，黄百韬带着第七兵团，被困在碾庄附近，那支兵团并不弱，主力是25军、63军和64军，都是中央军出身，装备不算差，火炮、机枪数量在当时国军中算是上层，尤其25军，是蒋介石最早亲手建立的部队之一，抗战时期打过不少硬仗，黄百韬本人也不是泛泛之辈，抗战时在第三战区当过参谋长，靠着顾祝同的信任一步步升上来，他以祖籍广东的背景和粤军搞关系，兵团内部还算团结。 可惜淮海战役规模空前，解放军兵力远超预期，第七兵团孤军深入，原本以为能配合邱清泉和李延年形成合围，但指挥调度混乱，高层命令反复，结果是各自为战，黄百韬被围在碾庄，成了瓮中之鳖，多次突围未果，最后整整七万人兵败，黄百韬也死于混战，有说他是中弹身亡，也有人说他是自尽，无论如何，兵团覆灭这件事，对国民党来说是个沉重打击。 黄百韬的尸体没有及时运回南京，他身边的随从杨廷宴逃出来后，上报了死讯，并说自己用一个烟盒标记了埋尸地点，黄百韬的夫人柳碧云知道后，想请杨廷宴回去把遗体运回来，杨廷宴刚逃出来，哪肯再冒险？他把烟盒交给柳碧云，让她自己找人去找。 于是柳碧云找到了黄百韬旧部李文正，李文正答应下来，带上陈明远和两个农夫，带着棺木出发，他们一路辗转回到碾庄，靠着烟盒上的标记和地形判断，找到了黄百韬的遗体，尸体已经开始腐烂，气味刺鼻，但他们还是设法装进棺材，准备带回南京。 途中经过一个检查点，碰上了解放军，李文正谎称棺材里的是他哥哥，是原国军军需官，要带回老家安葬，检查的士兵没有为难他们，还给他们开了路条，这一段路走得惊险但顺利，可等到了徐州附近的一条河，他们雇的船夫听他们无意间说漏了嘴，猜出棺材里装的是军官，便开口勒索，李文正被迫给了几十块大洋，才算摆平，之后他们找到接应的国军部队，把事情报告了，连长听完，把船夫揍了一顿，还把他的钱也拿走了。 黄百韬的尸体终于被运到南京，国防部举行了公祭，林蔚主持仪式，宣布追授他为“陆军二级上将”，几天后，蒋介石出现在63军军长陈章的追悼会上，公开哭泣，显得格外悲痛，这个举动引发了不少议论，按理说，黄百韬是兵团司令，陈章只是个军长，而且陈章是在战役初期就阵亡的，甚至有人说他是逃跑时被打死的，相比之下，黄百韬坚守到最后，才是最该被重视的人。 蒋介石为什么对陈章表现得更悲痛？当时杜聿明集团还没被俘，但局势很紧张，蒋介石已经在考虑往南撤退，他需要拉拢粤系势力，而陈章就是粤军出身，蒋介石在表面上给黄百韬以荣耀，实际上更重视政治利益，没过多久，他就任命粤系将领余汉谋、薛岳分别担任广州方面的军政要职，为退守南方做准备。 黄百韬的遗孀柳碧云曾被承诺会得到十万元金圆券的抚恤金，当时金圆券已经开始贬值，但如果迅速发放，至少还能买点东西，可惜国防部拖拖拉拉，一直到1949年初她才领到这笔钱，那时候上海的米价已经是天文数字，十万元连几斤米都买不了，这个处理方式，让很多军人心寒。 当时国防部长正是何应钦，他在上海住院养病，有一天，汤尧来探望他，说起黄百韬的抚恤金发得太迟，何应钦当场发火，说：“一个中将兵团司令死了，就给这么点钱，谁还愿意拼命？”这句抱怨后来传开了，也让不少将领对蒋介石的统治彻底失望。 其实这不是单一事件的问题，整个国民党体制已经到了崩溃边缘，军令系统混乱，各兵团各自为战，派系斗争严重，黄埔系、粤系、陈诚系互相猜疑，军队上下离心离德，淮海战场上，杜聿明、邱清泉、李延年都陷入重围，损失惨重，最终，杜聿明也被俘，战役结束后，国军北方防线彻底崩溃。 何应钦其实也早就看出问题，他曾在病床上分析，蒋介石对陈诚过度偏袒，压制其他派系，导致军心涣散，顾祝同也曾试图劝说蒋介石调整用人，指出陈诚的人只听陈诚，不听中央，蒋介石表面上答应，甚至安排黄百韬担任兵团司令以示平衡，但实则并未改变用人倾向，这种“做给别人看”的安排，反而让局势更加复杂。 何应钦后来短暂担任行政院长，试图推动和谈，希望能稳住局势，但国民党已经没有谈判的资本，军队接连失败，经济崩溃，内部意见分裂严重，他只坚持了几个月就辞职，随后前往台湾，在台湾，他被边缘化，成了顾问之类的虚职，基本没有实权，他写了几本书，晚年靠着回忆过去打发时间。 黄百韬的死，以及他死后的种种遭遇，成了很多军人心中的一个警号，不是因为他一个人死得多么悲壮，而是因为他的下场映射出整个国民党体制的冷漠与混乱，上层忙着争权夺利，前线将领拼了命，最后连基本的抚恤都得不到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