久加诺夫，对我国颇具好感，人气直逼叶利钦，却总屈居万年老二，这是什么原因？ 1944 年，奥廖尔州一个教师家庭迎来了儿子根纳季・久加诺夫的降生。这个在书香门第成长的男孩，日后成为苏联解体后俄共的擎旗者，四次叩响总统府大门却始终与最高权力失之交臂。他的政治生涯，恰似俄罗斯左翼力量在转型时代的缩影，交织着理想主义的坚守与现实政治的妥协。 1961 年，不满 18 岁的久加诺夫中学毕业后留校任教，次年考入奥廖尔师范学院。1963 年，他在军营中加入苏联共产党，这段经历奠定了其政治信仰的基石。退役后，他从家乡共青团工作起步，历任奥廖尔共青团书记、州共产党第二书记，70 年代末进入苏共中央党校深造，获哲学博士学位。80 年代，他在苏共中央宣传部的任职经历，使其深度参与苏联意识形态构建。 1991 年 “8・19 政变” 失败后，苏联解体，俄共被迫停止活动。1993 年俄罗斯宪政危机后，久加诺夫被推举为重组后的俄共总书记。彼时俄罗斯深陷经济危机，休克疗法让民众财富大幅缩水，久加诺夫以 “拨乱反正” 为口号，主张重建苏维埃，迅速赢得底层民众支持。1996 年总统大选，他的民调支持率一度超过叶利钦，首轮投票差距不足 5%，最终因叶利钦联合寡头与第三方势力才惜败。 四次总统竞选屡败屡战的经历，让久加诺夫意识到固守传统路线难以突破。21 世纪初，普京通过车臣战争树立威信，俄共因坚持 “老一套” 世界观逐渐被边缘化。为挽救政党颓势，久加诺夫启动改革：允许党员信仰东正教等宗教，甚至接纳 “皇俄” 分子，这一举措虽招致 “亵渎政党纯洁性” 的批评，却使党员数量增至近 20 万，三分之一为东正教徒；在经济政策上，放弃纯粹公有制，主张融合市场经济与民主议会制，构建 “新特点的苏维埃”。 这些改革使俄共在 2008 年后重新成为杜马中的重要力量，但也引发党内分裂。久加诺夫试图将宗教精神与共产主义思想结合，认为苏联解体的部分原因在于对宗教的排斥。这种实用主义策略虽扩大了政党基础，却也让俄共的意识形态变得模糊，被外界视为 “妥协的产物”。 2012 年最后一次总统竞选失败后，久加诺夫转向政党建设。如今俄共在全国拥有 1.5 万个基层组织，党员遍布各州，但年轻力量匮乏成为隐忧 —— 尽管有数百名青年自愿学习党课，却难以扭转老龄化趋势。面对普京政府的强硬外交，久加诺夫态度微妙：他赞赏普京与北约对抗的立场，甚至称其有望成为 “第五个斯大林”，同时又担忧自由市场路线让国家向资本过度开放。 在国际视野中，久加诺夫对中国发展道路尤为推崇。他认为中国共产党成功实现了苏联未竟的改革目标，既保持中央权威又激发国家活力。俄共与中共保持密切联系，面对西方关于 “利益往来” 的质疑，久加诺夫直言 “共产党本是兄弟”。2020 年，他参加斯大林逝世纪念活动时，公开表达对中俄合作的期待。 如今已近 80 岁的久加诺夫，正在完成权力交接。这位领导俄共近 30 年的老人，其政治生涯贯穿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转型期。他既是理想主义的坚守者，试图在资本主义浪潮中重树红旗；也是现实的妥协者，通过改革让俄共在议会政治中占据一席之地。无论外界如何评价其改革得失，作为苏联解体后俄共的象征性人物，他的奋斗与挣扎，早已刻进俄罗斯政党政治的年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