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徐立清请求降低军衔，不要上将，只要中将，有人劝他：“你可授上将，这么一让，其他上将怎么想？”可徐立清心意已决。 当时，新中国首次为人民解放军将领授衔。这场仪式意义非凡，无数浴血奋战多年的将领，都将获得属于自己的荣誉。 就在所有人都期待着被授予相应军衔时，一位将领的举动，让所有人都为之震惊。 在中将的授衔名单里，徐立清的名字格外扎眼。按照当时的评定标准，身为正兵团级将领的他，完全够格被授予上将军衔。 可最终，他却成了总部副职领导干部中，唯一被授予中将军衔的人。这份 “特殊” 背后，藏着太多故事。 授衔前一晚凌晨三点，总干部部办公室的灯还亮着。徐立清趴在桌子前，手里握着钢笔，就这么悬在授衔名单上，半天没动。 这时，警卫员小声提醒：“部长，您该休息了。” 徐立清只是摆摆手，眼睛死死盯着名单上自己的名字。 按照 1952 年的评级标准，他作为第一兵团政委，早就被评为正兵团级，本来妥妥能授上将。 但这会儿，他的手指却在 “徐立清” 三个字上来回摩挲，他在犹豫要不要把自己从上将名单里划掉。 决定后，徐立清给罗荣桓打了电话：“荣桓同志，我觉得授我中将更合适。” 罗荣桓在电话那头着急了：“立清，正兵团级授上将是中央定好的规矩，你可不能带头坏了规矩！” 徐立清沉默了一会儿，认真地说：“现在好多同志都在为军衔闹意见，我是总干部部副部长，必须得带个好头。” 挂了电话，徐立清走到窗边。他突然想起白天彭德怀说的话：“你在蟠龙战役里救过我的命，没有你，哪有我彭德怀今天！” 想到这儿，徐立清苦笑了一下，战场上一起出生入死的情谊，到了授衔时，反而成了难题。 时间回到 1947 年 5 月，西北野战军司令部。胡宗南的整编第一师气势汹汹地扑过来，彭德怀的指挥所被敌人围得水泄不通。 情况万分危急，徐立清一把拉住彭德怀：“司令员，快走！” 说完，带着警卫连就冲进了枪林弹雨里。子弹 “嗖嗖” 地从耳边飞过，徐立清用自己的身体挡在彭德怀前面，拼命往前冲。最后，两人躲进一个废弃的窑洞里，才暂时安全。 彭德怀拍着徐立清的肩膀说：“立清，这次多亏你了！” 徐立清抹了把脸上的硝烟，着急地说：“司令员，先别谢我，咱们得赶紧想办法突围！” 后来，在徐立清的建议下，部队用 “声东击西” 的战术。一部分战士假装从东边突围，把敌人主力吸引过去，大部队趁机从西边突破。经过一番苦战，终于成功跳出包围圈。 事后，彭德怀在作战会议上严肃地说：“徐立清同志遇事不慌，是真正能打仗的将才！” 其实，这不是徐立清第一次主动谦让。1952 年，全军进行干部定级，徐立清负责这项工作。 按照资历和贡献，他被定为正兵团级，相关报告送到中央军委，写的也是 “徐立清正兵团级”。 可徐立清看到报告后，直接把 “正兵团级” 改成了 “副兵团级”，还专门写了报告说明情况。 总干部部部长罗荣桓、副部长赖传珠都觉得他该定正兵团级，罗荣桓还多次公开表扬他，说他是大家学习的榜样。 就连彭德怀知道后，也专门找到徐立清，不同意他降级别，还在审批报告上，把 “副兵团级” 又改回了 “正兵团级”。 到了 1955 年授衔时，徐立清又开始 “让” 了。当时中央军委 1 月发通知开始评定军衔，2 月毛泽东主席签发条例，确定 10 月 1 日起实行军衔制。按规定，徐立清完全够资格授上将。 但他反复琢磨，觉得授衔工作要公平公正，不搞山头主义，自己授中将更合适。 于是，他给罗荣桓写报告要求降衔。后来看到上将名单里还有自己名字，直接动手把名字划到了中将名单里。 之后，他又接连给中央军委和罗荣桓写信，态度特别诚恳：“和党、人民的要求比起来，我做的这些不算什么。授我上将，我心里不安。给我中将，我已经觉得很光荣了，恳请组织批准！” 彭德怀、罗荣桓轮番劝他，可他就是坚持降衔，谁的话都不听。 除了让级别、让军衔，徐立清还让过职位。他在总干部部工作时，每天一心扑在工作上，为军队干部制度建设出了不少力。但因为长期劳累，身体越来越差。 在医院养病时，他还给中央军委写信，主动要求让出总干部部副部长的职位，希望组织能尽快任命新人。 军委虽然重视他的建议，但考虑到他还年轻，让他先好好治病，这事才暂时放下。 1960 年，徐立清当上总政治部副主任。有次开会，他对年轻干部语重心长地说：“咱们共产党人，可不能被名利蒙住了眼。想想那些牺牲在战场上的战友，咱们哪还有资格争名夺利？” 1983 年，徐立清病重住院。临终前，他拉着妻子党秀玉的手说：“我这辈子，最骄傲的不是这个中将军衔，而是为党和人民实实在在做了些事。” 徐立清的 “三让” 精神，影响了太多人。在他的带动下，不少将领也主动谦让，让授衔工作顺利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