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的一天晚上，在结束例行事务后，毛主席突然问叶子龙：“贺子珍在哈尔滨吗？她现在做什么工作？” 麻烦看官老爷们右上角点击一下“关注”，既方便您进行讨论和分享，又能给您带来不一样的参与感，感谢您的支持！ 1950年，在一列专车上，毛主席处理完公务，忽然转向秘书叶子龙，问得有些突兀：“贺子珍在哈尔滨吗？她现在做什么工作？” 这让叶子龙稍一愣，随即如实回答：“她不在哈尔滨了，去了上海，目前没有工作。” 这让毛主席的脸色瞬间沉了下来，带着几分不解甚至薄怒：“为什么不给她安排工作呢，难道她的资历还不够吗？” 这句质问，与其说是对下属的责备，不如说是一个领袖面对个人历史时的困惑，要回答这个问题，就必须翻开那段交织着爱情、革命与伤痛的往事，毕竟，在井冈山的烽火岁月里，贺子珍这个名字曾无比耀眼。 她16岁便已是共青团干部，1926年入党，是井冈山地区第一位女党员，1927年永新暴动中，她更是领导者之一，人称“永新一枝花”。 但也正是这份果敢与朝气，吸引了初到井冈山的毛主席，而毛主席的智慧与气度，同样让贺子珍倾心。 在1928年，35岁的毛主席与19岁的贺子珍结为夫妻，此后的十年，她既是妻子，也是秘书和战友，两人在枪林弹雨中相互扶持，走过了革命最艰难的岁月。 然而，再坚固的感情，也经不住命运的反复敲打，长征路上，贺子珍即使怀着身孕，也从未要求过特殊照顾。 可一次敌机空袭，彻底扭转了贺子珍的命运，为了掩护战友，她被弹片击中，体内留下了多达17块弹片，此后的半生都活在巨大的病痛中。 然而，身体的创伤，加上接连失去孩子的打击，让她精神几近崩溃，曾经那个坚毅的女性，变得敏感多疑，连毛主席也觉得难以走近她的内心了。 在红军抵达陕北后，两人的矛盾日益增多，毛主席日理万机，而贺子珍在病痛与自卑感的双重折磨下，愈发焦虑。争吵成了家常便饭。 终于，一次激烈争吵后，贺子珍留下写有“从此诀别”的手帕，不顾挽留，执意远赴苏联“治病学习”。 谁知这一去，竟是近十三年的异国漂泊，在苏联，贺子珍语言不通，备受煎熬，甚至一度被关进精神病院，其中的苦楚，后来由王稼祥带回国的报告揭开，不堪回首。 直到1947年前后，在罗荣桓等人的帮助下，贺子珍才回到祖国，她先是在哈尔滨总工会工作，担任过处长。 但这不过是贺子珍归国后的一个短暂落脚点，由于健康状况实在太差，加上东北气候严寒，组织决定让她去上海休养。这个安排有现实的考量：她的哥哥贺敏学在上海，能有个照应。 这也就能解释，为何1950年毛主席询问时，贺子珍处于“无业”状态，说白了，组织上是希望她先养好身体。 这背后，既有对贺子珍身体的关照，或许也有一种让她远离政治中心的“妥善安排”。 而贺子珍自己，在经历了苏联的磨难后，内心对重返复杂的环境可能也存有畏惧，她想要的究竟是一份工作，还是一种心灵的安宁，恐怕连她自己都难以说清。 但尽管早已分开，毛主席对她的牵挂却从未断绝，他曾对女儿李敏感慨：“你妈妈的病，都是为我生的。” 而且毛主席也时常通过女儿寄去信件和礼物，关心她的生活，可这种关心，终究隔着无法逾越的现实距离，甚至显得有些无力。 然而，一个能改变中国命运的领袖，面对前妻的个人困境，所能做的，似乎也只剩下“安排个工作”这样具体而又遥远的关心了。 而在这种境遇下，贺子珍则展现出一种惊人的倔强，她内心或许有委屈，但更多的是极强的自尊心，她始终拒绝再婚，哪怕女儿劝说，她也只答：“死也不会再嫁。” 这份执拗，仿佛成了贺子珍对抗命运的方式，身边的人可以同情她，却未必能理解她那份骄傲与彷徨，与那些在胜利后身居高位的“成功者”相比，她的境遇无疑是落寞的。 在分别22年后，1959年的庐山会议期间，历史给了他们一次重逢的机会，一见面，贺子珍便泪流不止，毛主席温声劝慰：“我们见面了，你不要哭，一哭就说不成话了，以后见不到了……”这次会面，成了他们今生的诀别。 在1976年毛主席逝世，贺子珍最初并未落泪，直到三年后，她来到北京瞻仰遗容，在水晶棺前，压抑多年的情感瞬间决堤，失声痛哭，她献上的花圈上，落款写着：“永远继承您的遗志，战友贺子珍敬献。” 【信源】《贺子珍的路》、《毛泽东年谱（1949-197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