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4月5日，程潜因病逝世。但是由于当时处在十年动荡时期，要不要为他开追悼会成了一个难题。最终周总理拍板决定：“追悼颂公还要犹豫什么？不仅要开追悼会，还应向民革中央何香凝主席和张文白先生报告，征求意见，以示郑重！”[凝视]
程潜这个名字，现在知道的人不多了，但在那个年代，他可是个响当当的人物。1882年出生在湖南醴陵，16岁就考中了秀才，按理说应该走读书人的路子。
可他偏偏看不惯清朝的腐败，干脆跑到日本学军事去了，在日本，他加入了孙中山的同盟会，算是最早跟着孙先生闹革命的那批人。
辛亥革命成功后，程潜一路打仗一路升官，北伐战争时，他带着第六军打下了武汉，立了大功。抗日战争爆发后，他更是死守天水45天，喊出了“城在人在，城破人亡”的口号。
真正改变程潜命运的，是1949年的那个选择，当时国民党败局已定，程潜和陈明仁在长沙宣布起义，湖南和平解放。毛泽东听说后高兴坏了，直夸程潜给湖南人民办了件大好事。
半个月后，程潜坐火车到了北平，没想到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三个人亲自到车站迎接他。程潜下车时眼泪都快掉下来了，在南京他还是“战犯”，到了北平就成了“贵客”。
新中国成立后，程潜当上了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日子过得挺滋润。可到了1968年4月9日，老爷子还是没扛过去，因为骨折引发的肺炎去世了。
按说一个副委员长去世，开个追悼会是很正常的事，可那时候正是特殊时期，有人开始犹豫了：程潜毕竟是原国民党高级将领，这个追悼会到底开不开？
关键时刻，周总理站出来了，他明确表态：“追悼颂公还要犹豫什么？不仅要开，还要征求民革中央何香凝主席和张治中先生的意见！”
周总理这么一说，大家心里就有底了，何香凝是同盟会的老人，张治中也是德高望重的民主人士，他们都支持开追悼会，那就没问题了。
可就在这时候，程家突然来了个意外的决定：要火葬，不要土葬。这让周总理有点为难，因为程潜生前在老家湖南早就准备好了棺材，明显是想土葬的。
周总理前前后后派了四拨人去劝程家：第一次温和沟通，第二次请程潜的老朋友出面，第三次承诺政府出钱用专列运棺材回湖南，第四次甚至说民革来负责安葬事宜。
可程潜的夫人郭翼青态度很坚决，最后回话说：“感谢总理的好意，我们全家决定火葬。”周总理没办法，只能妥协，但特意让人记录下来：“这不是政府要求的，是家属自己决定的。”
4月12日，程潜的追悼会在八宝山举行，李宗仁拄着拐杖来参加，挽联上写着“湘水护国，洞庭息烽烟”，说的就是程潜保卫湖南的功劳。
追悼会结束后的第二天深夜，周总理抽空赶到程家吊唁，程潜的夫人郭翼青含着眼泪问了一个问题：“总理，程潜究竟算什么人？”
这话一出，屋里的气氛瞬间凝重起来，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出身成分往往决定一个人和一家人的命运。程潜到底算什么人，这个定性太重要了。
周总理环视了一下屋里的人，一字一顿地回答：“颂公当然是革命干部！他与共产党合作多年，抗日有功，起义有功，你们一家都是革命家庭！”
听到这话，程家的子女都哭了，“革命家庭”这四个字，在那个年代意味着什么，大家心里都清楚。这不仅是对程潜一生的认定，更是对程家未来的保护。
追悼会办完了，可程家的生活还得继续，程潜的小女儿程熙悄悄给周总理递了一封信，提了三个请求：出版父亲的诗词集、换个小一点的房子、给母亲安排个工作。
周总理看完信，直接拿着去找毛泽东商量，主席看后说：“前两条没问题，第三条也尽量解决。”很快，国务院特批给郭翼青每月100元的补助，每个孩子20元，还让他们继续住在大院里。
1976年周总理去世时，天安门广场摆满了花圈，第七个花圈就是程家送的，郭翼青带着女儿们连续守了七天灵，用最朴实的方式报答当年的恩情。
程潜从一个国民党将领到新中国的副委员长，从“战犯”到“革命干部”，这个转变背后有太多故事。
而周总理四次劝说火葬不成，最后在追悼会上的那句“革命家庭”，更是体现了那个时代的政治智慧和人情温暖。
时至今日，程潜墓碑上刻着的“爱国将领”四个字，或许是对他一生最好的总结。在那个风云变幻的年代，能够审时度势、站对队伍，既需要政治眼光，更需要家国情怀。
你觉得像程潜这样在历史关键时刻选择起义的国民党将领，他们的人生转折是出于什么考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