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2年杨勇因腿伤不知何去何从，杨得志知悉情况后：你来济南军区吧 “1972年4月的一个清晨——‘老杨哥，我接下来该去哪？’”病房里，杨勇的嗓音带着沙哑，窗外的柳絮轻轻飘进301医院的走廊。右腿骨折、高烧未退，他已在北京辗转数月，复职的信却迟迟没有落到案头。 医生建议截肢，他摇头；妻子林彬愁眉不展，他摆手；几位老部下托人来信，邀他去沈阳、去武汉，他都没有点头。杨勇心里清楚，自己缺的不是一张调令，而是一处真正能继续发挥余热的舞台。 一天傍晚，门被推开，来人步子大却稳——杨得志。两人对视，没多寒暄。杨得志看了看挂在床头的病历，简单一句：“济南军区缺个主心骨，你去不去？”杨勇愣了半秒，眼眶突然发热，像在漫长隧道里迎到一束暖光。 其实，这束光照进他的生活已近四十年。时间拨回1936年陕北，红军长征甫一落脚，干部会上，二十出头的杨勇第一次碰见比自己年长两岁的醴陵老乡。那顿团聚饭没酒，两人以茶代酌，杨勇脱口一句“老杨哥”，兄弟情就此结下。此后战场千变，他们的称呼却再没变过。 平型关打响后，二人所在的685、686团仅一谷之隔。火线难见面，子弹却把战友的距离拉得更近。一次激战，杨得志部队被敌军包抄，他刚要突围，杨勇带着一股劲冲进包围圈，拍他肩膀：“别喊撤，一块顶！”短短一句，硬把敌人拖到天黑，终于撕开缺口。有人说这是教科书般的配合，在杨勇看来只不过是“兄弟理当如此”。 抗日胜利、解放战争、再到抗美援朝，两人驻足的地图坐标不断变化，却常在关键节点重叠。周恩来开玩笑：“’三杨’齐上阵，三阳开泰嘛！”杨勇听后直咧嘴：“跟老杨哥并肩，打哪儿都旺！” 1953年金城战役，杨勇率第20兵团抵朝，杨得志已在总部等候。隔着隆冬朝鲜的山风，杨勇仍是那一嗓子：“老杨哥——”随后两人握手，冻霜落在袖口，都没在意。他们熟悉彼此的语速，甚至懂得对方在地图上画圆圈时的含义。 再把镜头拉回1972年。拄着双拐的杨勇，被送至青岛第一疗养院。房子一间靠海、一间避风，都是杨得志亲自挑的。海水拍岸的声音连夜不歇，他却难得睡得安稳。每天早晨，他扶着栅栏把脚伸进凉到刺骨的海水里，嘴里嘟囔：“得争口气，至少把双拐换成单拐。”不到半年，目标达成，他又嘟囔：“下一步，拿根手杖就行。” 有意思的是，他的“病友”多是山东渔民孩子。杨勇教他们认方向、辨星象，孩子们回赠一筐筐刚捞的海带和小螃蟹。晚上，他翻读《战争与和平》《拿破仑传》，顺手在空白页批注作战构想。疗养院的护士悄悄议论：“这位杨司令像是在养兵，不是在养病。” 周恩来两次电话询问杨勇下落，总政前后回答不一。第二次确认他在济南，周恩来只说：“安心多了。”这份挂念，杨勇后来才知晓，心里默默记下。 1973年春，杨勇离海而去，北上沈阳再西赴新疆。那条曾险些保不住的右腿，最终带他丈量了祖国的雪原戈壁。岁月催人老，他却在边疆继续出操、画沙盘、听炮声，仿佛仍在当年的冀鲁豫。 1979年，中央考虑总参人事，最初属意杨勇掌帅印。形势几经推敲，棒子递给了杨得志。杨勇一句牢骚也没有，反倒高兴：“老杨哥坐镇，我省心！”从此，他第三次当起副手。外界猜不透这对“老杨组合”如何分工，他们自己却默契十足——杨得志管战略，杨勇钻战术，口令一句到位。 一次东北勘察，天空忽降暴雨。陪同人员提议回车里等晴，他们俩都没动。雨水顺着军装流进鞋口，杨勇笑嘻嘻：“老杨哥，你看这土质，适合构筑工事。”杨得志点头，抬手比了个坡角。雨声很大，却淹不住两个湖南口音的嘀咕。 然而，约定重访西沙的日子终究没来。1982年初，杨勇被诊断出肺癌。他把化验单往抽屉里一塞：“能拖多久算多久，先开会！”劝不动他，杨得志只得暗地调班，让杨勇少说话多休息，可熟悉的人都知道他闲不住。 10月，总参党委会上，杨勇坚持发言整整两小时。散会后，他虚汗直冒，却仍跟警卫员说：“稿子给我留一份，我再改。”这种拼命劲，让年轻参谋又敬又怕。 1983年1月6日凌晨，北京的夜色格外冷。电话铃响时，杨得志正伏案批文件。听到“杨勇心跳停止”，他怔住，随后抓起外套往医院跑。病房灯光惨白，熟悉的面孔却再也喊不出那声“老杨哥”。沉默良久，他抚摸战友的手背，低声念了一句：“一路走好。” 再后来，直到杨得志也病重，仍有人提起那年青岛的海浪、那把被磨得发亮的手杖。有人问：“您俩最大的默契是什么？”杨得志笑着，缓缓答：“用不着说出口的，就是默契。”说罢，窗外风起，他似乎又听见远方的那个沙哑招呼声，在浪涛间回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