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后，川军名将范绍增将七个妻子叫到身边，对她们说道：“现在实行一夫一妻了，你们七个当中，我只能留一个”，年轻貌美的七姨太以为会留下她，没想到，范绍增的选择却出乎所有人的意料。 那天，家中气氛压得人喘不过气。他站在中堂，眼神扫过七位妻妾。每一个都面色各异，有的冷静，有的忐忑，有的满脸自信，尤其是最年轻的七姨太，眼里写着笃定。她以为青春就是底牌，美貌就是筹码。可范绍增，只盯着原配陈文澜看了一眼，便做出了所有人都没料到的选择。 范绍增，是四川出名的“硬骨头”。年轻时打拼江湖，后来混入军阀行列，从小兵干到军长，脚下踩着尸山血海。抗战时，他指挥88军硬撼日军，连日本中将都死在他手里。但他最特别的，不是打仗狠，而是爱得多，娶得也多。原配陈文澜之外，张绍芬、叶邵芳、房世民、赵蕴华、何淑兰、何署熙，个个身份不同、性格各异。大竹范家老宅，曾是她们同住的“后宫”。 几十年战乱，他在前线冲锋，她们在后方等候。有的人跟他从青年熬到中年，有的人是战时救助后被接回身边，也有的是投奔来的学生、护士，最后都成了范府的夫人。他给得起，她们也舍得等。十二个孩子，分属各房，各有派系。家中格局，从不是和气团圆，而是微妙角力。 这一切，在1949年底戛然而止。范绍增起义投共，身份彻底转变。新政府有新规矩——一夫一妻制，不能再搞七拼八凑那一套。他明白，这一天迟早要来。他也知道，留下谁、放谁走，不只是个人感情，更是政治态度。 七姨太年轻貌美，最受宠，自己也心知肚明。她穿得鲜亮，坐得笔直，等待答案。五姨太赵蕴华在一旁低头，心里虽不安，却也认命。其余几位，早已不是当年的容貌，心底却隐隐不甘。至于陈文澜，她年纪最大，身体不好，平日里说话不多，反倒最沉得住气。 范绍增没有犹豫太久。他选了陈文澜。不是因为爱，也不是因为年纪，而是因为责任。这个女人是他第一位妻子，陪他最久，经历最多。战乱时，她带着孩子四处避难，家没了就自己重建，衣食无着时，她给士兵缝衣做饭。最重要的是，她离了他，去哪都难活。 而那些年轻姨太，有的有娘家，有的有手艺，还有的，像何署熙，早就料到会有这天，提前带着钱和孩子去了香港。她干脆利落，带走自己的路，从此没再回来。 剩下的几位，范绍增给了补贴，安排好住房与生活，各自签了离婚协议。没有人哭天抢地，也没有人声张不服。只是在离开前，有人回头望了他一眼，眼里不甘，更多是理解。 唯一的例外，是叶邵芳。这个女人当年是护士，被他从战地接回，照顾伤病时生情。她不是那种会哭闹的性子，但认死理。她坚持不肯签字，说自己就是范家人，不走，不离，不嫁。他劝，她不听。他安排她搬去成都，她照搬不动。他试着托人劝说，她只回一句：我不是你府里的姨太，是你命里的女人。 事情闹大了，组织出面协调。范绍增递交报告，态度诚恳，说明她非争宠之人，也没有干政行为，只是执念太深。最后上级开了口，考虑其实际情况，“特别批准”叶邵芳继续留在范绍增身边，共度余生。虽非正式配偶，生活却没太多阻碍。 陈文澜就这样与叶邵芳，一明一暗，两人陪着范绍增度过晚年。那座昔日热闹的范宅，从七房夫人变成两人守屋，再后来，子女各自成家，老宅也逐渐安静下来。他做了政协委员、体委副主任，依旧有人请他吃饭听旧事，但他话少了，酒也戒了。 1977年春天，他在郑州病逝，终年83岁。身后不铺张，不留遗言。只有几封信、一些照片，还有那间曾经热闹非凡的大院子，如今静得能听见风。 七姨太那年走得最快，也走得最远。她后来改嫁，一直没再提过范绍增的名字。别的人，或回乡养老，或远走他地，至此再无交集。 可若有人问起，当年那个“只能留一个”的决定，是不是冷血？或许也该换个问法——那个时代里，他还能怎么选？ 范绍增不是英雄，也不是情圣。他只是个看尽人世起落的军人。在风停之后，做了个看似无情，其实最稳妥的决定。 留下陈文澜，是他欠下的责任。留下叶邵芳，是她自己争来的位置。其他人，都各奔东西，再无瓜葛。七人之中，他确实只留了一个。但最后陪他走完的人，不止一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