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宗昌在民国军阀中确实是个特殊人物。此人出身贫寒，早年在山东掖县农村长大，十几岁时曾进私塾读过三年书，但因家贫辍学。后来闯关东，当过土匪，最终成为直系军阀。 麻烦各位读者点一下右上角的“关注”，留下您的精彩评论与大家一同探讨，感谢您的强烈支持！ 1925年至1928年，张宗昌担任山东督办期间，他的文化情结表现得格外明显。虽然他的文化水平有限，但对教育投入不少。他任内先后聘请了王寿彭、陈介等知名学者主持山东教育厅，还拨款修缮曲阜孔庙。 最能体现其文化心态的，是1926年刻印《十三经》一事。当时的文化名人杨度建议张宗昌重刻《十三经》，称这是传承文化的大功德。张宗昌当即拨款20万银元，聘请精通版本学的学者，从各地搜集宋元善本作为底本。 整个刻印工程历时两年，最终完成了包括《周易》《尚书》《诗经》等在内的十三部儒家经典。这套书采用上等宣纸，楷书刻印，装帧考究。按照惯例，如此大工程需要督办者作序。 张宗昌想亲自题写序言，但他的书法实在拿不出手。于是请杨度代笔写好序文后，他用薄纸覆在上面，一笔一画地描摹。这种做法在当时的官场并不罕见，许多文化程度不高的官员都会请人代笔。 关于张宗昌的识字水平，民国报人陶菊隐在《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中提到，张宗昌能认识常用字约两千个，但书写困难。他的秘书回忆，张每次批阅公文都很吃力，复杂的字往往要查字典。 1927年夏天发生的一件事，更能说明这个问题。当时张宗昌的部队在与北伐军作战，军中出现逃兵。按军法，临阵脱逃者当处以极刑。张宗昌大怒，要亲自写手令处置逃兵。 据时任机要秘书的李景林回忆，张宗昌提笔写了开头几个字后，在“枪毙”的“毙”字上卡住了。这个字笔画繁复，他试了几次都写不对。 秘书见状，建议改为军棍责罚，说这样既能惩戒逃兵，又显示主帅宽仁。 张宗昌正好借坡下驴，改口说打军棍。可“棍”字的繁体写法同样复杂，他又写不出来。最后索性把笔一扔，让秘书去办理，那个逃兵因此保住了性命。 这件事在当时军中传为笑谈，但也从侧面反映出张宗昌对文化的复杂心态，他既自卑于文化水平不高，又极力想在这方面获得认可。 张宗昌主政山东期间，除了刻印《十三经》，还做了不少文教方面的事。他出资修建了济南图书馆，购置了大量图书。还在曲阜设立了“圣裔学堂”，专门招收孔子后裔子弟就读。 1928年，北伐军攻占济南，张宗昌下野。他留下的这套《十三经》成为重要的文化遗产。这个版本校勘精审，刻印清晰，至今仍是研究儒家经典的重要版本之一。山东省图书馆现在还收藏着完整的一套。 张宗昌的文化投入当然有其功利目的，他希望以此获得士绅阶层的支持，巩固在山东的统治。但客观上，这些举措确实为保存和传播传统文化做出了贡献。 民国时期，许多军阀都有类似的文化情结。他们或出身寒微，或早年失学，掌权后往往热衷于文化事业。如阎锡山在山西办教育，刘文辉在西康修学校，都是这种心态的体现。 即便是靠武力起家的军阀，也希望获得文化上的认可。这既是他们寻求政治合法性的需要，也反映了根深蒂固的文化价值观。 历史人物往往是复杂的，他确实有粗暴残忍的一面，但在文化态度上又表现出某种真诚，这种矛盾恰恰构成了那个时代的真实图景。 信息来源： 张宗昌的“毙、枪、棍”和别廷芳的“余致力” 微信公众号 豫西民谣 2025年06月1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