耳朵已经被割掉，脸上痛苦万分，嘴里面胡乱的叫喊着，却没有人理会他。
1979年的利比里亚街头，大米袋被踩碎洒落，混在凄厉的呼喊中，几百具身体倒在尘土里，这一切惨状的发生，都是由于当权政府突然提高米价，不满的民众涌上街头抗议，却被士兵的枪口堵住了生路。
人群外围，一个穿着军装的年轻男人，攥紧枪的指节泛白，他叫塞缪尔?多伊，彼时还是个在军营里熬了九年的军士长。
他看着穿西装的美裔官员，坐着轿车扬长而去，看着克兰族同胞的尸体，被像垃圾一样拖走，这不是他第一次看见同胞被践踏，但这一次，他胸腔里的怒火，却像即将喷发的火山。
谁也不知道，这场流血冲突会成为利比里亚历史的转折点，更会成为这个土著士兵命运的转折点。
1951年，多伊出生在克兰族聚居的种植园里，脚下的泥土永远是湿的，手里的锄头比课本更熟悉 —— 那时的利比里亚，权力被美裔黑人后代牢牢掌控，土著孩子连走进教室的资格都没有。
他的童年没有钢笔，只有给种植园主摘棉花的指尖老茧。
18 岁那年，多伊扒着军车的栏杆离开了种植园。
在全是美裔军官的军营里，他是少数能穿上军装的土著。
别人嘲笑他 “泥土里爬出来的”，他躲在营房角落摆弄无线电，借着煤油灯啃函授教材；看到土著士兵被随意打骂、克扣粮饷，他把这些屈辱记在心里，心里的火苗却越烧越旺。
而1979 年的大米流血事件，就是点燃那堆火药的火星，他看着总统托尔伯特的政府用机枪对付饿肚子的百姓，突然明白：光靠忍耐换不来尊严。
一年后，1980 年 4 月 12 日深夜，多伊带着十几个土著士兵摸进总统府。
他用一把锋利的砍刀 ，就像当年在种植园里砍甘蔗那样，结束了托尔伯特的统治。
总统府的血腥味还没散，多伊站在阳台上对民众喊话：“我要成立人民救赎委员会，让每个土著都能吃饱饭、进学堂！”
话毕，台下的欢呼声差点掀翻屋顶。
人们举着克兰族的图腾，把他当成从美裔压迫里救出利比里亚的 “救星”。
他确实做过些事：让土著孩子走进政府办公楼，给乡村修了几条公路。
可权力这东西，像沾了蜜的毒药，尝过一口就再难戒掉。
没几年，民众发现他们的 “救星” 变了。
多伊把内阁席位全分给克兰族人，其他族群的官员被扔进监狱；国库成了他的钱袋，瑞士银行的账户里堆满赃款，而种植园里的老乡依旧啃着树皮；记者写了句批评他的话，第二天就被发现浮在河里；所谓的选举，不过是他自己在选票上画个圈。
他忘了当年在军营里看到的不公，反而用更狠的暴力维持统治 —— 异见者被割掉舌头，反对他的部落被炮轰，军营里的酷刑比托尔伯特时代更甚。
1989年，前财政官查尔斯?泰勒带着一支反政府军打了回来。
那些曾经举着图腾拥护多伊的人，这时候举着木棍加入了反政府武装。
他们喊着 “打倒独裁者”，就像当年喊着 “多伊万岁” 一样用力，多伊的军队一触即溃，他躲在总统府里，看着地图上的地盘一点点被吞噬，终于慌了。
1990年9月，蒙罗维亚的破旧军营成了他的终点。
赤裸的身体泡在血泊里，被割掉的耳朵还在淌血，他喉咙里的呜咽像受伤的野兽。
举着枪的士兵曾是他的部下，拍摄的镜头曾记录他的就职典礼，拍手叫好的民众里，或许有当年把他当 “救星” 的人。
没人记得他是那个在种植园里渴望尊严的孩子，没人记得他在煤油灯下啃教材的夜晚，大家只记得他用权力碾碎了无数人的生活。
从1979 年街头的愤怒青年，到 1980 年的 “救星”，再到 1990 年血泊里的阶下囚，多伊的一生像一场荒诞的轮回。
他靠反抗不公上台，却成了新的不公；他曾想撕碎压迫的枷锁，最终却用权力，给自己戴上了更重的镣铐。
当冰冷的镜头对准他时，这个利比里亚的悲剧人物，终于成了自己曾经最痛恨的那种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