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河南登封的文化长卷中，王鸿钧是一位无法被忽略的人物。他生于 1928 年 3 月，又名王治安，河南登封人，中共党员，不仅是登封市当代文学与民间文艺领域的重要作家，更是地域文化的坚定组织者与积极推动者。从教育战线到文艺舞台，从笔墨创作到文化传承，他曾任登封市文联副主席、政协登封市三届常委，身兼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河南省作家协会二届理事、郑州市作家协会理事等数职，以一生的坚守，在登封的土地上书写着地域文学的璀璨篇章，用文字为嵩山立传、为少林留声、为故乡存档，成为登封地域文化最忠实的记录者与传承者。2005 年 6 月 25 日，这位深耕登封文化数十载的老者溘然长逝，留给世间的，是满纸嵩山风情与一生文化热忱。
乡土岁月孕文脉初心
王鸿钧的文学基因，早已在年少时的乡土岁月里悄然种下。他出生在河南登封嵩山东麓的北新庄，彼时家境贫寒，年少的他早早承担起生活的重担，每日天不亮便上山放羊、放牛，午后还要背着箩筐砍柴、拾粪，傍晚踏着夕阳的余晖回家。这些日复一日的农活，让他的足迹遍布嵩山的沟沟壑壑、坡坡坎坎，也让他对嵩山的一草一木都生出了难以割舍的情感：他认得哪片山坡的草药最丰茂，知道哪条溪流的鱼虾最鲜活，熟悉哪片树林的鸟儿叫得最响亮。而这片土地厚重的文化底蕴，更在他心中埋下了深深的烙印 ——这里既有“天下武功出少林”的少林寺，红墙黛瓦间回荡着千年禅音与武术传奇；有道教圣地中岳庙，古柏参天里承载着先民对自然的敬畏与祈福；有宋代四大书院之一的嵩阳书院，青砖灰瓦间留存着儒家文化的书卷气息；还有承载着乡土记忆的卢崖寺，晨钟暮鼓中记录着当地百姓的烟火日常。成长在这片佛、道、儒三教文化交汇融合的土地上，浓厚的文化氛围与口耳相传的故事传说，如春雨般细腻地浸润着他的童年，让他从小便对故乡的文化生出了天然的亲近与热爱。
早年间，中岳地区时局动荡，常遭土匪、恶棍讹诈抢劫，村民们的生活备受侵扰。为了护村防盗，北新庄的民众自发集资，专程聘请少林武僧与身怀绝技的武技高手到村中办 “场子”——既是传授武术的“武校”，也是守护村庄的“联防站”。十数年间，武僧与村民们一同御匪击贼，一次次击退来犯的恶徒，不仅锻造了村民们坚韧不屈的品格，更在民间留下了无数关于少林武术的鲜活故事：有武僧徒手击退土匪的英勇，有村民苦练武术保卫家园的执着，有师徒之间传道授业的温情。这些故事在村口的老槐树下、田间的地头边、夜晚的煤油灯旁被反复讲述，如同种子般一颗颗埋进了王鸿钧的心里，成为他日后挖掘、整理民间文化的最初源泉，也在他幼小的心中悄悄种下了艺术的种子——他总爱拿着小本子，把听到的故事一点点记下来，虽字迹稚嫩，却满是对故乡故事的珍视。
灾荒过后，王鸿钧凭借顽强的意志重新回到学堂，白天刻苦攻读课本知识，夜晚在煤油灯下温习功课，最终以优异的成绩考入竞存高中。在动荡的年代里，能够继续汲取知识，对他而言格外珍贵。彼时的他，不仅是课堂上认真听讲的学生，更是乡土文化的 “忠实倾听者”：农忙时节，他会跟着乡亲们下田插秧、收割，一边劳作一边听他们哼唱代代相传的田间民歌，歌词里满是对丰收的期盼、对土地的热爱；闲暇时分，他会搬个小板凳坐在村口的老槐树下，听村里的老人讲大禹治水的传说——说大禹在登封阳城带领民众疏通河道、治理水患，三过家门而不入的执着；听老人们讲少林武僧保家卫国的轶闻——说抗战时期，少林武僧曾用精湛武术抗击日寇、保护村民的英勇。这些散落在登封各个角落的文化碎片，在他心中逐渐拼凑成一幅完整而生动的地域文化图景，也让他愈发强烈地萌生了用文字记录这一切的初心。这份初心，如同嵩山深处深埋的种子，在岁月的滋养下逐渐生根发芽，成为他日后数十年深耕登封地域文学的不竭动力。跨界前行拓文艺版图
1948 年，王鸿钧踏上工作岗位，最初的身份是教育工作者。他从基层小学教师做起，凭借着认真负责的态度与扎实的文化功底，很快赢得了师生与家长的认可，后来又历任小学校长、区扫除文盲中心校长，在登封的教育战线默默耕耘了多年。站在三尺讲台之上，他不仅向学生们传授识字读书的知识，更常常在课堂间隙、课后辅导时，给孩子们讲登封的民间故事、唱登封的乡土民歌，让家乡的文化在孩子们心中悄然生根。与此同时，在与乡亲们的朝夕相处中，他始终没有停下收集民间文化素材的脚步，如同一位细心的“文化拾荒者”：农忙时，他跟着村民们一起下田，听他们哼唱“春耕忙，播种忙，盼着秋收谷满仓”的田间小调，把歌词一字一句记在笔记本上；闲暇时，他坐在村口的晒谷场边，听老人们讲“嵩山七十二峰的由来”“中岳大帝的传说”，用钢笔快速记录下故事的细节；就连村民们日常对话里的登封方言、俏皮俗语，比如“中不中”“得劲不得劲”“圪蹴在墙角晒太阳”，他都一一记录下来，生怕错过任何一个带着乡土气息的文化符号。这些鲜活的素材，后来都成为他文学创作中最宝贵的财富，让他的作品始终充满浓郁的“登封味道”，读来格外亲切。
1988年，登封县文联正式成立，王鸿钧凭借着在文化领域的突出贡献与深厚的地域文化情怀，被任命为文联副主席，直至离休。在文联的岗位上，他始终秉持着 “推动登封文艺发展、传承地域文化”的理念，既专注于个人创作，更不遗余力地为登封的文艺事业搭建平台、培养人才。他积极组织文艺采风活动，每年都会带领本地的作者走进嵩山、少林寺、中岳庙、阳城遗址等地，让大家亲身感受家乡的文化魅力，从自然与人文景观中寻找创作灵感；他牵头创办了登封首份文艺刊物《登封文艺》，亲自担任编辑，为本地作者尤其是青年作者提供发表作品的平台，许多年轻作者的第一篇小说、第一首诗歌、第一篇散文，都是在这份刊物上与读者见面；他还格外重视青年作者的培养，定期组织文学创作培训班，邀请河南省作协、郑州市作协的专家前来授课，讲解文学创作的技巧与方法；对于基层作者的来稿，他总是逐字逐句修改，从题材选择到结构安排，从语言表达到细节描写，都给予细致的指导，还常常鼓励他们：“写家乡的事、说家乡的话，才能让作品有温度、有力量，才能让更多人了解登封的美。”从教育者到文艺工作者，从基层文化干事到文联领导，王鸿钧的每一次跨界，都紧紧围绕着登封的地域文化展开，他的人生轨迹，也成为登封文艺事业从萌芽到发展、从零散到系统的生动缩影。
笔耕不辍绘登封风情
作为登封地域文学的深耕者，王鸿钧的创作领域极为广泛，涵盖报告文学、小说、民间故事、戏曲、民歌等多个门类，每一种体裁的作品，都浸润着浓郁的登封地域特色，如同一幅幅生动的画卷，描绘出登封的风土人情与时代变迁。在报告文学领域，王鸿钧以敏锐的视角捕捉登封的发展脉搏。1953年4月，他的处女作《从心眼里亮了的人们》由武汉中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作品聚焦登封百姓在新时代的精神风貌，细致描写了新中国成立后，登封农民摆脱封建剥削、积极参与土地改革、投身农业生产的场景，字里行间满是对故乡人民摆脱贫困、拥抱新生活的赞美。此后，他又创作了《登封跨上钢铁骏马》《军梅》《春到中岳》《陈艮兰的遭遇》等多篇报告文学。其中，《登封跨上钢铁骏马》记录了上世纪70年代登封工业发展的起步历程，从第一家农机厂的筹建到第一批工业产品的出厂，从农民放下锄头走进车间的忐忑到成为技术工人的自豪，生动展现了登封从农业县向工业转型的昂扬姿态；《军梅》《春到中岳》则以人物为核心，分别讲述了登封乡村女教师放弃城市机会、扎根家乡教书育人，以及登封农民在春耕时节积极劳作、期盼丰收的奋斗故事，传递出积极向上的时代精神。这些报告文学作品，不仅是登封不同时期发展的“纪实档案”，更充满了浓厚的地域情感，让读者透过文字感受到登封的成长与蜕变。
民间故事的搜集与整理，是王鸿钧对登封地域文化传承的重要贡献。上世纪 70 年代后期，他敏锐地意识到，随着社会发展，口耳相传的民间故事正在逐渐流失——许多会讲故事的老人年事已高，若不及时记录，这些承载着登封文化记忆的故事或许会永远消失。于是，他毅然放下手头的小说创作，将工作与创作的重心全部转向民间文化的抢救性搜集与整理。此后的十余年里，他几乎把所有的时间都用在了走访与记录上：他背着装满笔记本与钢笔的背包，走遍了登封的近百个村庄，无论是偏远的山区村落，还是靠近城镇的平原村庄，只要听说有会讲故事的老人，他都会不辞辛劳地登门拜访。为了听一个完整的故事，他常常要在老人家中待上一整天，有时甚至要往返多次；遇到老人记忆模糊的地方，他会耐心引导，结合当地的历史与地理环境，帮助老人回忆细节；为了保证故事的真实性与原汁原味，他会尽量记录老人的原话，就连方言词汇也完整保留。在少林寺附近的村庄，他搜集到“少林武僧智斗土匪”“达摩祖师传艺”等武术故事；在中岳庙周边，他记录下“中岳大帝显灵护民”“道士炼丹救百姓”等道教传说；在阳城一带，他整理出“大禹治水凿石开河”“大禹与涂山氏的故事”等神话传说；在卢崖寺周边，他还收集到“卢鸿隐居讲学”“寺内古柏显灵”等民间轶闻。多年来，他共发表民间故事 180 余篇，先后出版了《少林寺民间故事》（又名《少林寺的故事》）《嵩山传说》《少林奇侠传》《少林僧兵传奇》四部故事集。其中，《少林寺的故事》收录了56篇与少林寺相关的传奇故事，既有少林武僧抗击土匪、保护村民的英勇事迹，也有少林寺的历史典故与民间趣闻，语言生动、情节曲折，兼具文学性与趣味性。该书不仅荣获1989年河南省民间文学评奖一等奖，还作为中国民间文学的代表作品，参加了联邦德国“法兰克福”世界书展，让少林文化通过文字走向世界舞台；更值得一提的是，为了让少林文化跨越国界、被更多国际读者了解，《少林寺的故事》将被翻译成塞尔维亚语，为塞尔维亚读者带来独特的文化体验，让登封的地域文化在更广阔的国际舞台上绽放光彩。《嵩山传说》则聚焦嵩山的自然景观与历史文化，收录了48篇传说，讲述了嵩山七十二峰的由来、嵩阳书院的历史故事、中岳庙的民间轶闻等，为嵩山文化的传承留下了珍贵资料。
除了纯文学创作，王鸿钧在民间文艺领域的探索同样成果丰硕。他深知民间文艺是地域文化的 “活态载体”，于是将多年积累的民间文艺创作与搜集成果整理成册，出版了《趣汇》一书。这本书如同登封民间文艺的“百宝箱”，收录了他创作的豫剧小戏3篇——《春耕忙》《邻里情》《送公粮》，均以登封农村生活为背景，唱词朴实直白，曲调贴合豫剧韵味，生动再现了农民的劳作场景与淳朴情感；曲剧说唱23篇，涵盖河洛大鼓、河南坠子、对口相声、书帽和快板等多种形式，其中河洛大鼓《少林武僧抗倭记》改编自少林僧兵的历史故事，唱段铿锵有力，将武僧的侠义精神展现得淋漓尽致；河南坠子《大禹治水传》则以说唱结合的方式，将大禹在登封治理水患的古老传说娓娓道来，让晦涩的历史故事变得通俗易懂，更易被大众接受；对口相声《嵩山趣谈》则以幽默诙谐的语言，讲述嵩山的自然景观与民间轶闻，既具娱乐性又富含文化内涵。书中还收录了王鸿钧创作的民歌32篇与搜集整理的民歌26篇，创作民歌《嵩山高又高》以“嵩山高又高，颍水绕山腰，麦浪翻金波，乡亲笑弯腰”的直白歌词，描绘出登封山水的秀美与农耕生活的喜悦；搜集的民歌《打麦号子》则完整保留了登封农民打麦时的劳动节奏，“一领众和”的唱词形式，再现了集体劳作时的热闹场景，是研究登封农耕文化的珍贵资料。《趣汇》的出版，不仅是对登封民间文艺形式的系统梳理，更让这些濒临失传的民间艺术得以留存，为后世研究登封民俗文化提供了鲜活样本。此外，王鸿钧还将自己多年发表在各类报刊的文学作品精选汇编，出版了《梅嫂》一书。该书收录小说 37 篇、报告文学3篇、散文12篇，内容多以登封乡土生活为核心：小说《梅嫂》讲述了改革开放初期，登封农村妇女梅嫂冲破传统观念束缚，带领乡亲们发展养殖业、实现脱贫致富的故事，主人公身上的坚韧与智慧，正是登封女性的真实写照；报告文学《陈艮兰的遭遇》聚焦登封普通妇女陈艮兰在时代变革中的人生起伏，折射出社会转型期农村女性的生存状态；散文《卢崖寺听雨》则以细腻的笔触描绘了卢崖寺雨天的景致，“雨打古柏沙沙响，泉流石涧潺潺鸣”的描写，尽显嵩山古寺的清幽意境。《梅嫂》的出版，既是对王鸿钧个人文学创作的阶段性总结，也为读者提供了多维度了解登封地域文学的窗口，让不同体裁的作品共同勾勒出登封的风土人情与时代变迁。
薪火相传护文化根脉
王鸿钧对登封地域文化的守护，从不止于个人创作的 “独奏”，更在于他始终以组织者、推动者的身份，搭建文化传承平台、培育青年文化力量，让登封文脉在代际传递中生生不息。
1986 年，在登封县委有关领导的支持下，王鸿钧牵头成立了登封市大禹文化研究会——这是登封首个以大禹文化为核心的民间文化组织。彼时，大禹文化在登封虽有历史遗存，却缺乏系统研究，许多民间传说仅靠老人口头相传，随时面临失传风险。王鸿钧深知，登封作为禹都阳城（王城岗遗址）所在地，是大禹文化的重要发源地，境内50余处大禹文化胜迹，从启母石、禹王庙到告成镇的“天地之中”历史建筑群，都是不可再生的文化财富。研究会成立初期，面临资料匮乏、人员短缺的困境，王鸿钧主动扛起重担：他带着研究会成员走遍阳城遗址周边的告成、大金店等乡镇，挨家挨户寻找知晓大禹传说的老人，将“大禹凿龙门”“启母涂山氏送饭”“禹王锁蛟”等口头传说一字一句记录，整理成《登封大禹民间传说集》初稿；他多次前往郑州、洛阳等地的图书馆、档案馆，查阅《尚书・禹贡》《史记・夏本纪》中关于大禹的记载，以及近现代学者的研究论文，为研究会补充理论资料；他还积极联络河南省社会科学院、郑州大学的历史学者，邀请他们来登封考察王城岗遗址，举办“大禹文化学术研讨会”，让登封的大禹文化研究与学术界接轨。
在王鸿钧的持续推动下，登封市大禹文化研究会的影响力不断扩大：1990 年，组织编撰的《登封大禹神话传说集》正式出版，收录民间传说42篇，成为国内首部系统记录登封大禹传说的专著；2000年，参与编撰《登封文史资料・大禹文化专辑》，首次将大禹文化的历史遗存、民间传说、学术研究整合成册；2008年1月，中国民协命名登封市为“大禹文化之乡”，并设立“中国大禹文化研究中心”，这一荣誉的背后，离不开王鸿钧等早期研究者的多年积累。此外，在他的倡议下，登封从2005年起举办“大禹故里文化节”，通过禹王祭祀典礼、大禹传说故事会、文化产品展销等活动，让大禹文化从学术殿堂走向大众生活。如今，“大禹故里文化节”已成为登封的重要文化品牌，每年吸引数万游客参与，而王鸿钧当年整理的传说故事，也成为文化节上讲解员向游客介绍大禹文化的重要素材。
王鸿钧还常常带着青年作者 “下基层”采风：春天，他领着大家到嵩山脚下的村庄看春耕，教他们观察农民劳作的细节，从“弯腰插秧的姿势”“田间的对话”中捕捉创作灵感；夏天，他带大家到燕子河畔听民歌，让青年作者记录村民口中的“打麦号子”“采茶歌”，感受民间文艺的鲜活；秋天，他带大家到少林寺周边走访，听老武师讲少林武术故事，引导他们挖掘传统文化中的创作素材；冬天，他则带大家到中岳庙感受庙会文化，从“祈福的香客”“叫卖的小贩”中寻找散文创作的切入点。他常对青年作者说：“不要总想着写远方的故事，咱们登封的山、登封的水、登封的人，都是最好的创作素材，写好了家乡的事，才能写出有温度、有力量的作品。”在他的悉心培养下，一批热爱登封地域文化的青年作者逐渐成长起来，后来大多成为登封文艺界的中坚力量，延续着他“扎根乡土、书写家乡”的创作理念。
离休后，王鸿钧对文化传承的热情丝毫未减。2000 年初冬，他自费承印《少林奇侠传》，印数仅500册，书资合当时小麦万斤有余——这笔钱是他多年稿费的积累，原本可以用来改善晚年生活，他却全部投入到书籍出版中。在该书后记中，他写道：“今岁，敝人将发表出版的少林武术故事，择优集印一册，仍定名《少林奇侠传》，愿这些故事能让更多人记得少林文化，记得登封的根。”书籍出版后，他没有出售，而是免费赠送给登封的中小学、文化馆、图书馆，以及当年帮助过他搜集故事的老人们。他说：“书印出来不是为了赚钱，是为了让这些故事能留下来，给孩子们看看，让他们知道自己家乡有这么多好故事。”此外，他还常常接待前来请教的年轻文化工作者，无论是民间故事的整理方法，还是登封方言的考证，他都耐心解答，甚至拿出自己珍藏的笔记本，让年轻人摘抄资料。直到2005年去世前，他还在整理“少室山三十六峰传说”，计划出版《嵩山传说・少室山卷》，遗憾的是，这一愿望最终未能实现，但他留下的手稿，如今已成为登封市档案馆的珍贵文物，继续为嵩山文化研究提供参考。
大爱无疆显故乡情怀
王鸿钧的一生，始终以 “登封人”的身份为荣，他不仅用文字书写家乡，更用行动反哺家乡，将对登封的深情融入每一件小事，彰显出一位乡土文人的赤子之心与责任担当。1988年3月，一则消息在登封传开：“王鸿钧用稿费买了万斤小麦，捐给山区学校了！”在那个粮食仍属紧缺物资的年代，“万斤小麦”是一笔不小的财富——这是王鸿钧从1953年发表第一篇作品开始，35年间积攒的稿费，其中有《少林寺民间故事》的稿酬，有《梅嫂》的版税，也有零散发表文章的微薄稿费。当时，登封部分山区小学的孩子们因为家境贫寒，常常面临“午餐只有红薯干”的困境，王鸿钧从县教育局得知这一情况后，没有丝毫犹豫，主动联系粮食部门，将全部稿费兑换成小麦，分发给告成、君召、石道等乡镇的8所山区小学，为孩子们添置“营养餐”。
登封县委、县政府为表彰他的善举，特意在县文化馆召开表彰大会，授予他 “功在当今，泽被后世”的牌匾。面对荣誉，王鸿钧却十分淡然，他在大会上说：“我是登封北新庄的娃，是嵩山的水土养我长大，是登封的乡亲帮我成材。当年我乞讨时，是乡亲们给我半块窝头；我上学时，是老师帮我垫付学费。现在我能写几篇文章，拿点儿稿费，给孩子们买点儿粮食，算不了什么。只要孩子们能好好读书，将来能为登封做事，我就满足了。”如今，当年受益的孩子们大多已长大成人，有的成为教师回到山区任教，有的成为公务员投身家乡建设，有的成为企业家反哺登封经济，他们中不少人仍记得“王爷爷送小麦”的故事，这份温暖也成为他们回报家乡的动力。
在生活中，王鸿钧始终保持着 “乡土文人”的简朴。他的家在登封老城区的一条小巷里，是一座普通的四合院，屋内没有名贵家具，只有满墙的书籍和堆在桌上的手稿——从《少林寺民间故事》的修改稿，到《大禹文化研究笔记》，再到搜集的民歌手抄本，整整装了12个木箱。他的衣服总是洗得发白，吃饭也多是玉米糁、红薯、馒头等家常便饭，唯一的“奢侈品”是一支用了20多年的钢笔。他常对家人说：“钱财是身外之物，生不带来，死不带去。但文化不一样，你把它留下来，后人就能受益，这才是真正的‘财富’。”他的儿子王建国回忆：“父亲去世前，还叮嘱我们，把他的手稿捐给登封市文化馆，不要留给个人，让这些资料能帮到研究登封文化的人。”如今，王鸿钧的手稿已成为登封市文化馆的“镇馆之宝”，每年都有学者、学生前来查阅，这些泛黄的纸页上，仍留存着他对登封文化的执着与热爱。
一生坚守铸文化丰碑
2005 年6月25日，登封的天空飘着细雨，王鸿钧在自家的书桌前溘然长逝，享年77岁。书桌上，还摊着他未整理完的“少室山三十六峰传说”手稿，钢笔斜放在稿纸旁，墨水未干，仿佛主人只是暂时起身，随时会回来继续书写。这位深耕登封地域文化50余载的老者，用一生的坚守，为登封铸就了一座无形的“文化丰碑”——他的文字，记录了登封的山水与人文；他的行动，守护了登封的文脉与薪火；他的精神，成为登封文人的“风向标”。
王鸿钧留下的 “文化遗产”，首先是一部部浸润着嵩山烟火的作品。从1953年的《从心眼里亮了的人们》，到1989年的《少林寺民间故事》，再到2000年的《少林奇侠传》，他的作品跨越半个世纪，涵盖报告文学、小说、民间故事、戏曲、民歌等多个领域，总量超过千万字。这些作品，是登封的“活态文化档案”：《登封跨上钢铁骏马》记录了上世纪70年代登封工业从无到有的起步历程，其中提到的“登封农机厂”“颍河化肥厂”，如今已成为登封工业发展的历史符号；《养猪的故事》再现了改革开放初期登封农民“包产到户”后的生产热情，主人公“王大婶”的形象，成为一代登封农民的缩影；《嵩山传说》系统梳理了嵩山的历史传说与自然景观，其中关于“嵩阳书院二将军柏”“中岳庙铁人”的描写，至今仍是景区讲解员的重要参考；《趣汇》中收录的民间曲艺作品，更是成为登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的重点研究对象。如今，这些作品被集中收录在登封市图书馆的“地方文献专架”上，每年借阅量居高不下，成为研究登封近现代历史、文化、民俗的重要资料。2018年，登封市文联组织编撰《王鸿钧文集》，将他的代表作汇编成6卷本出版，首发式上，数百名文化工作者、读者前来缅怀，不少人拿着文集感慨：“有了这套书，登封的老故事就不会丢了。”
更重要的是，王鸿钧留下的 “精神遗产”——一种对地域文化的“执着与热爱”，一种“扎根乡土、服务乡亲”的文人担当。他的一生，从未离开登封，从未离开嵩山，哪怕在物质匮乏的年代，哪怕在离休后的晚年，他始终把“记录登封、传承登封”作为自己的使命。他曾在一次文学讲座中说：“我这一辈子，没做过什么大事，就做了一件事——把登封的故事写下来，让更多人知道。”这句话，如今被刻在登封市文化馆的“文化名人墙”上，成为许多登封文化工作者的“座右铭”。如今，登封市非遗保护中心的工作人员，沿着王鸿钧当年的足迹，继续走访民间艺人，搜集“登封窑陶瓷技艺”“嵩山宝剑锻造技艺”等民间技艺；登封的青年作家，以王鸿钧为榜样，深入乡村、社区，创作反映当代登封的作品，《驻村日记》《社区里的故事》等作品接连出版；就连登封的中小学生，也在课本中读到王鸿钧的故事，学习他“热爱家乡、传承文化”的精神，不少学校还开展“寻找登封老故事”活动，让孩子们采访老人、记录传说，延续文化传承的接力棒。
如今，漫步登封街头，从少林寺景区里 “少林武僧传说”的讲解牌，到中中岳庙的庙会，再到告成镇的大禹祭祀典礼，处处都能看到王鸿钧当年努力的“痕迹”——他记录的传说，成为景区讲解的内容；他推动的文化活动，成为登封的文化品牌；他守护的文脉，成为登封“天地之中”历史建筑群（世界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嵩山依旧巍峨，颍水依旧潺潺，王鸿钧虽已远去，但他的文字会继续陪伴登封，他的精神会继续激励后人。
王鸿钧，这位登封地域文学的 “深耕者”，他的名字，早已与嵩山、少林、大禹文化紧紧相连，成为登封文化血脉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正如登封市文联在《王鸿钧文集》序言中所写：“王鸿钧先生用一生证明，地域文学不是小众的‘边角料’，而是民族文化的‘根与魂’；文化传承不是孤立的‘个人事’，而是需要代代接力的‘众人业’。他的故事，会永远留在登封的土地上，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登封人，守护好自己的文化，讲好自己的故事。”（阎洧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