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峡大坝建成后，迟早要被炸掉。”1992年，说出这句骇人听闻的话的不是别人，正是我国著名的水利专家黄万里。
黄河，作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滋养了无数中华儿女，但治黄问题始终是历代政府需要解决的难题。黄河不仅是中华文化的源头，也是一个让人既敬畏又头疼的存在。它以频繁的淤积、决口和改道著称，曾有“三年两决口，百年一改道”的说法。 历代政权都将治黄列为国之大政，从某种意义上讲，治理黄河的历史就是治国理政的一部分。然而，黄河治理的成效却一直不甚理想。特别是近现代，1840年至1938年之间，黄河几乎每年都发生洪水灾害，其中66年发生了决口，造成了大量的民众流离失所和生命财产损失。 据统计，从1368年到1949年，黄河流域经历了长达600年的大旱灾，其中有61年遭遇严重干旱，几乎每十年就一次。最为严重的是1942年的中原大旱，河南省饿死的民众达300万之多。 新中国成立前，黄河干流上甚至没有一座水库来调节水量应对旱情。而新中国成立后，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对治黄工作给予了高度重视。1952年，毛泽东亲自视察黄河，提出了“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的指示。这一时期，黄河流域的水利设施建设逐渐加强，为治理黄河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依靠制度优势、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工程措施，黄河流域的旱情得到了有效缓解，曾经“赤地千里、流民塞道”的景象逐渐消失。黄河虽然仅占全国2%的河川径流量，但却支撑着全国12%的人口、17%的耕地灌溉需求和14%的国内生产总值，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进入20世纪50年代，黄河治理的力度进一步加强。全国各地的水利专家齐聚三门峡，决定修建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以期从根本上解决黄河的洪水问题。其中一些专家对三门峡大坝可能引发的泥沙淤积问题提出了质疑，但黄万里是唯一一个彻底反对该项目的学者。
一九九二年，北京人民大会堂内人声鼎沸。这是一场关于三峡工程建设方案的重要表决会议。会场中，代表们热切地讨论着这项被誉为＂世纪工程＂的宏伟计划。就在一片赞同声中，一位白发苍苍的老者站了起来，他就是清华大学的水利专家黄万里教授。 当黄万里说出＂三峡大坝建成后，迟早要被炸掉＂这句话时，整个会场顿时安静了下来。这位已过古稀之年的水利专家，以他一贯严谨的学术态度，提交了一份数千字的详细论证报告，系统地阐述了他对三峡工程的忧虑。这份报告虽然在当时并未得到多少关注，却在中国水利工程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黄万里并非无的放矢。作为我国著名的水利工程专家，他的学术背景极为深厚。他的父亲是著名教育家黄炎培，这样的家庭背景让他从小就接受了严谨的治学态度。上世纪三十年代，黄万里远赴美国深造，师从当时的水利泰斗，专攻河流动力学和泥沙运动理论。回国后，他致力于中国河流治理问题的研究，尤其在长江、黄河的治理方面贡献突出。 在学术界，黄万里因其独特的见解和直言不讳的性格，被同行称为＂水利狂人＂。这个称号背后，是他数十年如一日对中国水利事业的执着追求。早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他就开始了对长江流域的系统考察。在考察过程中，他经常要徒步丈量河段，仔细记录水文数据，有时甚至要在江边露营，只为了获取最准确的第一手资料。
1937年，26岁的黄万里学成归国，并很快收到了时任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的邀请，请他担任水利系主任。然而，黄万里并未接受这个职务，而是婉拒了这一机会。对当时的黄万里来说，与其呆在校园里授课，他更愿意走遍祖国的大江南北，亲自进行实地调查，积累第一手的水文资料。这一决定，也奠定了他日后对水利事业的独特视野与深刻理解。 十年间，他几乎走遍了黄河流域的每个角落，亲眼目睹了黄河两岸民众的生活状况，并深入了解黄河的水土流失问题。在实地调查的过程中，黄万里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治水思路：首先要弄清楚河流的自然特性、流域的地质和地理情况，接着再根据这些自然规律来进行水利开发，而非单纯依赖传统的人工工程措施。这种因地制宜的治水理念，也成为他后续工作中的重要指导原则。 退休后，黄万里依然坚持教学和学术研究，时常发表自己的见解和论文。虽然在他的一生中，职称始终停留在二级工程师（教授）的水平，黄万里对此并不计较，但他始终认为，这样的资历设定并不能真实反映他的学术成就和贡献。尤其是在他被要求申请带博士的职位时，他直言：“我有资格带博士，我不用申请，应该由学校聘请，而不是我主动去申请。” 1998年，长江发生了特大洪水，黄万里深感自己之前在教学中的不足，因此决定再次走上讲台。他向水利系提出申请，要求开设一堂关于水利学的讲座，并且希望能够传授自己多年来积累的经验与知识。他常说：“父亲教导我要一生为农民服务。我想，记住民生，记住良知，是创一流的先决条件。” 黄万里对三峡大坝的反对，也并非没有理据，而是在他看来，水利工程应当充分考虑环境影响和科学论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