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因遭到不公正对待，中国遗传学奠基人李景均毅然离开内陆前往香港，无处

1950 年，因遭到不公正对待，中国遗传学奠基人李景均毅然离开内陆前往香港，无处可去的李景均，竟然得到了诺奖得主穆勒亲自向美国国务院求情，希望将李景均接到美国！ 香港码头的海风裹着咸腥味，吹得李景均的旧西装下摆打颤。他怀里揣着半截《群体遗传学》手稿，纸页边缘被雨水泡得发皱 —— 这是他从北大实验室带出来的唯一念想。 三个月前，农大校务委员会的人闯进办公室，将成箱的书稿往卡车上扔，他扑过去抢，被推搡着撞在桌角，额头淌的血滴在封面上，晕开一朵暗红的花。 穆勒的信就是这时候跨海而来的。信封上印着 “印第安纳大学” 的火漆，里面的信纸写得密密麻麻：“李景均博士的群体遗传学研究，是人类知识宝库的重要部分…… 美国应为这样的学者提供庇护。” 这位 1946 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当年在康奈尔大学给过李景均博士论文指导，他太清楚这个中国人的才华 ——1942 年，李景均发表的《人类血型遗传的群体分析》，至今仍是教科书级别的经典。 没人比李景均更懂这份 “庇护” 背后的讽刺。七年前，他也是在这片海域登船，却是反向而行。 1943 年的旧金山港，他攥着康奈尔大学的博士学位证书，妻子怀里揣着刚满月的女儿，船票目的地写着 “印度加尔各答”。 绕道缅甸走滇缅公路时，卡车在山路上抛锚，他背着发高烧的女儿在雨林里走了两天，脚底磨出的血泡沾了泥，像未成熟的浆果。 那时他心里烧着团火：“中国的遗传学不能总跟着别人跑，我要回去建第一个实验室。” 这团火在北大农学院烧得最旺。1947 年他接任系主任时，办公室的窗玻璃还留着抗战时的弹孔。 他带着学生在废墟上清理出三间屋子，用美国寄来的仪器组装起简陋的实验台，白天讲孟德尔定律，晚上就着油灯写《群体遗传学》。 书稿的字里行间，夹着他画的玉米遗传图谱，铅笔线条又细又密，像在编织一张网 —— 他想把中国的遗传学从空白里捞出来。 可这张网很快被扯破了。1949 年后，苏联专家带着米丘林学说的讲义走进校园，黑板上的 “基因” 被改成 “获得性遗传”，他的课被贴上 “资本主义毒草” 的标签。 有次他在课堂上坚持 “基因是遗传基本单位”，台下站起来个穿中山装的干部：“李景均，你是不是觉得美国的月亮比较圆？” 他摔了粉笔：“科学不分主义！” 那天的夕阳把实验室的玻璃窗染成血色，他看着自己亲手培育的果蝇在培养皿里振翅，突然觉得它们像被困住的自己。 最让他寒心的是书被销毁的那天。1950 年春，出版社的朋友偷偷跑来告诉他，刚印好的《遗传学原理》被整车拉去造纸厂。 他疯了似的骑车赶过去，却只看到纸浆池里漂浮的纸屑，其中一片沾着他写的 “第一章 基因频率”。 妻子抱着饿得哭的小儿子，在厂门口拦住他：“家里只剩两斤小米了，孩子要吃奶。” 他摸遍全身，只掏出个皱巴巴的信封，里面是学生偷偷塞给他的几块银元 —— 那是他们凑的 “救命钱”。 穆勒的求情信最终起了作用。1951 年，李景均一家登上前往旧金山的船，甲板上的海风和七年前一样咸，只是心里的火熄了大半。 在匹兹堡大学的实验室里，他重新拾起中断的研究，1960 年出版的《群体遗传学导论》被翻译成 12 种语言，书的扉页印着行小字：“献给所有相信科学无国界的人”。 后来他当选美国遗传学会副主席，办公室的墙上挂着张褪色的照片：1947 年北大农学院的师生在实验台前合影，他站在中间，笑得露出白牙。 八十年代国内来人请他回去讲学，他指着照片里的年轻人：“这些学生要是还在，该退休了吧？” 来人说：“您当年的书重印了，放在北大图书馆最显眼的地方。” 他没接话，只是给客人泡了杯茶，茶杯上印着康奈尔大学的校徽 —— 那是他 1936 年刚到美国时买的，边缘已经磕碰出缺口。 2003 年洛杉矶的医院里，李景均临终前让女儿把那半截《群体遗传学》手稿放在枕边。纸页上的血渍早已发黑，却能看清他用红笔写的批注：“中国的遗传学，要从玉米地里长出来。” 如今北大农学院的展览室里，陈列着他当年用过的显微镜。 镜筒上的铜锈像层薄纱，透过镜片看过去，仿佛能看见 1947 年的灯光下，那个三十四岁的系主任正专注地调整焦距，试图在模糊的视野里，找到中国遗传学的清晰路径。 展厅的说明牌上写着：“1950 年他离开时，带走的是遗憾；留下的，是警钟。” 参考来源：（ 科学网——遗传学家、生物统计学家李景均先生其人其书及其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