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沈阳军区空降新任副司令员，个别干部盯着那个“副“字眼皮都不抬，连接风宴都懒得张罗。开国上将陈锡联闻讯拍案而起，茶杯盖震得叮当作响：“简直乱弹琴！你们知道他什么来头吗？“ 杨勇这个人，出生在湖南浏阳一个普通农家，1913年就出来了，早早投身革命，1927年入团，三年后参加红军并转党。他跟着部队长征，担任红三军团第四师第十团政委，后来又调红一军团第一师和第四师政委，负责组织士兵过草地雪山，保障补给线，让队伍能坚持下来。抗日战争打响，杨勇带八路军115师343旅686团，先当副团长，后升团长兼政委，在华北平原多次阻击日军，开辟根据地，稳住后方。解放战争里，他指挥晋冀鲁豫野战军第一纵队，在鲁西南战役歼灭国民党好几个旅，推动战场往前移。1949年，杨勇调第二野战军第五兵团任司令员，参与进军大西南，指挥部队翻山越岭，解放成都等地。1953年进朝鲜战场，当志愿军第二十兵团司令员，后来升志愿军副司令员兼参谋长，组织阵地防御，协调火力打击。1955年授上将衔，后任北京军区司令员，管首都防务。 陈锡联呢，1915年生于湖北红安贫苦家，1929年入红军，次年入党。长征中他当红四方面军战士，渡金沙江大渡河，过草地。抗日时，任八路军129师385旅769团团长，后升旅长，在太行山区建抗日根据地，多次伏击日伪军运输线，断敌补给。解放战争指挥晋冀鲁豫野战军第三纵队，在淮海战役围歼国民党主力。1949年后，任第三兵团司令员，解放西南，攻克重庆。后来调炮兵司令员，推动炮兵现代化训练和装备更新。1959年起，任沈阳军区司令员，负责东北边防。1955年授上将衔。他俩同属第二野战军，解放战争中密切协作，指挥纵队推进战场，建立深厚战友情。杨勇和陈锡联的经历，体现出老一辈军人从革命初期到新中国成立后的连续贡献，他们在不同战场积累经验，为部队建设打下基础。这些背景，让人明白为什么陈锡联对杨勇的到来这么重视，不是简单职务问题，而是对战友和军功的认可。 1972年，杨勇从北京调到沈阳军区当副司令员，主要协助陈锡联管作战和边防。这时候中苏关系紧张，东北边境压力大，杨勇的到来正好加强这块工作。有些干部看到“副”字，就没当回事，不想办欢迎仪式，甚至接机都草草了事。陈锡联听说后很不满，强调杨勇在抗美援朝的功劳，特别是上甘岭战役，他带两个团顶住美军六个师进攻，组织火力反击，保住阵地。这让那些干部认识到，杨勇不是普通副手，而是有丰富实战经验的将领。 杨勇到任后，迅速投入边防建设，主管鸭绿江到珍宝岛一线的防御体系。他根据苏联部队动向，标注番号和指挥官特点，设计火力网模型，结合152毫米榴弹炮和火箭筒，测试多种组合，提升作战能力。苏联媒体注意到中国边境变化，发表文章表达关注。这段时间，杨勇还坚持官兵同食，按四野标准供应马肉罐头炖土豆，后勤部门虽有意见，但执行了批条。八个月后，军区新增炮兵参谋，摆弄模型，模拟边境演练。陈锡联支持杨勇工作，两人合作默契，基于老战友关系，推动东北防务升级。 这些细节显示，杨勇的贡献不只停留在过去战场，而是直接应用到当前边防，帮沈阳军区应对外部威胁。陈锡联的反应，也反映出军内对资历的尊重，避免了低级错误，确保部队团结。 杨勇在沈阳军区工作不到一年，1973年6月调任新疆军区司令员兼自治区党委第二书记、革委会副主任，继续负责边防。他到乌鲁木齐后，巡视喀喇昆仑山口，加固阵地，调整部署，沙盘上标记苏军补给线。 1974年冬，陈锡联到新疆视察，两人讨论防御策略，建议增设火箭炮营。杨勇加强部队训练，着力边防建设，顶住压力，提升战斗力。1977年，杨勇升任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参与军委决策，审阅全国部队报告，协调装备分配。他在这些岗位上，应用抗美援朝和边防经验，推动军队现代化。 1983年1月6日，杨勇在北京逝世。总参整理遗物时，发现牛皮信封，内有1972年沈阳布防图，背面标注十七处修改，指出中苏边境焦点区域可抵挡三个机械化师进攻。当年共事后勤干部看到图纸，感慨不已。沈阳军区食堂保留马肉土豆炖菜，叫杨公羹，新兵入伍时师傅敲锅边节奏三长两短，那是杨勇设计的炮兵信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