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王自正持枪冲进军区政委的住所，要杀开国中将，谁知，警卫员怕死不敢出门，门口的哨兵却在呼呼大睡！ 谭甫仁参加1927年南昌起义时才十七岁，跟着队伍一路拼杀，最后上了井冈山，成了毛主席身边的兵。 黄洋界保卫战的时候，他带着一个排守山头，子弹打光了就用石头砸，硬是把敌人挡在山外； 五次反“围剿”里，他在红军里当组织部长，白天跟敌人周旋，晚上还得挨个儿找战士谈心，稳定队伍士气。 长征路上更不消说，爬雪山过草地，从没停下前进的脚步，到了抗战，平型关战役他带着部队抄敌人后路，刺刀拼得卷了刃，解放战争打东北，南下解放广东，都能看到他忙碌的身影。 1955年授军衔，他成了中将，那三枚勋章挂在胸前，每一枚都能讲出一串血与火的故事。 可谁能想到，这样一位从枪林弹雨里活下来的老将，会栽在自己人眼皮子底下。 1970年12月17日凌晨，昆明军区大院里静悄悄的，32号楼突然响起几声枪响，划破了清晨的寂静。 等人们冲进去，谭甫仁夫妇已经倒在血泊里，没了气息。 凶手很快被盯上了，那就是军区保卫部的副科长王自正，这人平时看着挺“上进”，穿着干净的军装，见了谁都客客气气，谁能想到他背后藏着那么多猫腻。 他原名叫王自政，河南内黄县的富农家庭出身，1947年国民党占了他们县，他跟着堂兄组织还乡团，专跟农民算账。 有回在武拐村，他们把村武委会主任武不会绑到村口，王自正亲手扣的扳机，后来国民党跑了，他怕被清算，改了名字跑出去，混进了解放军队伍。 为了藏住底细，他可算费尽心机，填表时把富农改成贫农，说自己是“苦大仇深”参加革命；在部队里抢着干脏活累活，开会时专挑“正确话”说，没多久就入了党，还提了干。 调到昆明军区保卫部后，他更是装得老实本分，谁都觉得这是个可靠的干部。 其实他心里清楚，老家那边有人盯着他，所以从不跟家里多联系，写信都说自己转业去了生产大队，就怕被人找到把柄。 那天凌晨，王自正从西坝俘管所的隔离审查点跑了出来，他之前在保卫部干过，军区大院的角角落落都摸得透透的。 他知道32号楼前院有哨兵，就绕到东边的养鱼池，借着墙根的阴影翻了进去。 他顺着墙根摸到厨房，从窗户爬进后院，又钻进一楼卫生间，楼上谭甫仁夫妇还在睡觉，他摸上楼，先闯进夫人王里岩的卧室。 王里岩惊醒了，刚要喊人就往卫生间跑，想挡住他去谭甫仁的房间，王自正抬手就是三枪，王里岩当场就倒地。 谭甫仁在隔壁听见动静，披件衣服就往下跑，刚到楼梯口，王自正已经追了下来。 在后院走廊里，王自正连开五枪，前三枪没打中，后三枪打在肚子、胳膊和头上，谭甫仁晃了晃，倒在地上没了气。 32号楼里住了八个人，除了被害的夫妇，剩下六个里，警卫员吓得钻床底，哨兵在门口睡得打呼噜，炊事员躲在厨房不敢出声。 只有保姆王文莹出来看了一眼，说看见个穿军装的大个子，圆脸，说话沙哑，三十多岁，从楼上跑下来往后院冲，就这点线索，专案组查了十多天，啥也没查到。 转机出在一个小孩身上，有个叫马苏红的小学生，家住家属院的平房里，案发那天拂晓，他被门口的木盆倒地声吵醒，开灯看见个胖干部问他陈汉中科长家在哪。 他领着那人指了路，当时没当回事，十多天后，他跟另一个小孩聊天，听说那小孩的爸爸王自正被隔离审查了，突然想起那天的人就是王自正。 王自正的体态、声音跟王文莹说的对上了，而且他以前管过枪支，对32号院熟得很。 更巧的是，保卫部这时候发现，保密室的保险柜里少了两支59式手枪，子弹也少了二十发，跟现场的弹壳型号正好对得上。 专案组去西坝俘管所核实，让马苏红隔着窗户认人，没想到陈汉中没按规矩来，让小孩直接进了院子，正好跟王自正打了个照面。 王自正当时脸就白了，浑身直哆嗦，没过几天，工作人员去叫他问话，他从被窝里摸出枪就打，打伤了两个人，然后往南墙跑。 跑到死胡同后，他对着自己脑袋开了一枪，死了。 后来把他的指纹和胶鞋拿来比对，跟现场的痕迹一模一样，他日记里还写着“要杀就杀一把手，影响大”，这下证据确凿，就是他干的。 王自正老家早就有人写信举报他，说他是还乡团，杀过人，可信寄到云南，要么因为他编的假地址退回去，要么就被搁在一边没人管。 王自正被隔离后，天天怕被拉回老家批斗，侄子来信说“群众要揪你回去算账”，他越想越怕，觉得反正活不成，不如拉几个大官垫背。 军区大院的哨兵能在岗位上睡觉，保密室的保险柜密码随便让人记，隔离审查点的岗哨连人跑了都不知道，这些本应护着首长的关口，全成了摆设。 谭甫仁打了一辈子仗，敌人的飞机大炮没伤着他，最后却死在自己队伍里的败类手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