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吏部权柄极重，尤其文选清吏司，执掌着全国中下级官员的铨选大权。京城各衙署的属员、地方府州县的正印官与佐贰官，乃至各机构的首领官、杂职官，其任免升迁，多数都需经过文选司之手。手握如此重器，自然成为无数人钻营的目标——多少人挤破头想谋个好位置，无不千方百计试图打通吏部、尤其是文选司的关节。这就意味着，吏部及文选司的官员，若想维持铨选表面上的公正，就必须具备非同寻常的定力，去抵御来自四面八方的巨大压力。 这权力集中程度，确实令人咋舌。从京师六部、院寺的低级官员，到地方州县的知府、知县、同知、通判，甚至那些掌管文书档案、仓库钱粮的首领官、杂职官，他们的升迁调转、是去繁华富庶之地还是贫瘠边远之区，其关键命运很大程度上就掌握在文选司几位核心官员的笔下。 这几乎捏住了天下绝大多数官员的仕途命脉！试想，谁不向往一个油水丰厚、位置紧要、易于升迁的“美缺”？为了争夺这样的好位置，钻营请托、贿赂公行几乎成为官场常态。压力？那真是排山倒海而来——有顶头上司或权贵递来的“条子”（暗示或命令），有同乡、同年、故交的恳切请托，更有赤裸裸的金钱财物、珍宝古玩直接送到面前。文选司的官员，身处这样的风暴中心，仅凭一句“要顶住压力”、“要保证公正”的口号，真能独善其身、守住底线吗？这实在是个巨大的疑问。 这套制度设计本身，是不是就埋下了祸根？将如此庞大、关系国本的人事任免权，高度集中于吏部，尤其是其下属一个司——文选司的手中，这难道不是在人为制造一个腐败与权力寻租的完美温床吗？ 权力过度集中，又缺乏有效的分权制衡机制，却幻想依靠少数官员的个人道德和意志力，去对抗整个官场生态中根深蒂固的潜规则，这种想法是否太过理想化，甚至有些幼稚？看看明朝中后期的现实吧，卖官鬻爵几近公开，“撞太岁”（指行贿谋官）、“书帕”（用书函包裹金银行贿）等词汇流行于世，吏部尚书被尊为“天官”，权势煊赫，但文选司郎中、员外郎们，也常常因为身处权力核心与利益漩涡，成为众矢之的，被弹劾攻讦，甚至身败名裂。为何？位置太要害，诱惑太大，无数双眼睛在盯着。制度本身就把他们架在了烈火之上。 再来剖析这“顶住压力”背后的逻辑。它隐含着一个核心前提：只要官员个人足够清廉刚正，就能保障铨选制度的公平运行。清官当然值得敬仰。然而，问题在于，把国家选拔任用官员这样至关重要的基石，完全寄托于少数关键岗位官员的个人道德操守之上，这风险难道不是高得可怕吗？ 人非圣贤，皆有弱点，有私情，有牵挂。即便本人能拒绝直接的金钱贿赂，又能否顶住所有来自家族、亲友、同窗、同乡、上级乃至政治盟友的软硬兼施、人情攻势？更何况还有赤裸裸的金钱利诱和政治站队的胁迫。众所周知，明代官员俸禄微薄，维持体面生活尚且艰难，面对足以改变家族命运的巨额贿赂，意志稍有不坚，防线顷刻间便会土崩瓦解。 将维系制度公正的全部希望，都押在“个人道德”这单一支柱上，一旦这根柱子动摇或断裂，整个选官体系便轰然倒塌。这制度设计的脆弱性，本身就是个大问题。 还有一点，铨选过程的极度不透明和外部监督的严重缺失，也让“顶住压力”沦为一句空洞的口号。文选司具体如何运作？依据什么标准评核官员？有哪些人参与决策？外人根本无从知晓。这为暗箱操作提供了广阔的空间。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你不行，行也不行。 那些奔走钻营的人，银子花在了哪里？走了谁的门路？更是难以查证。阳光照不到的地方，腐败必然滋生蔓延。缺乏强有力的外部制约机制——比如独立有效的监察机构、公开透明的评议程序、严格的审计制度以及真正能落到实处的严厉问责——仅仅依靠吏部内部的所谓“自查”或者官员个人的“良心发现”，在巨大利益的诱惑面前，显得何其苍白无力。明代虽有都察院和六科给事中（科道官）负责监察弹劾，但往往是事后追惩，且极易沦为党争工具，对铨选过程本身难以形成有效、常态化的制约力量。 换个角度想想，那些拼命“打通关节”的人，难道天生就是贪官污吏？恐怕不尽然。很大程度上，是扭曲的制度环境将他们逼上了这条路。在一个权力高度垄断、规则模糊不清、监督形同虚设的体系里，想要获得正常的晋升或者一个相对理想的职位，不搞点“旁门左道”似乎就寸步难行。当“不跑不送，原地不动；又跑又送，提拔重用”成为官场心照不宣的法则，循规蹈矩者反被视为异类时，这恰恰是制度彻底失效最悲哀的写照。 铨选本应为国举贤，结果却演变成权力与金钱交易的盛宴，真正有才能而无背景的寒门士子往往被拒之门外，最终导致“劣币驱逐良币”。这对整个官僚队伍的素质和行政效率，无疑是毁灭性的打击。明末吏治腐败至极，行政效率低下，国家机器运转失灵，与这种选官用人制度的系统性崩坏有着直接的、深刻的关联。#明朝吏治# #明朝官员# #明朝官府#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