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不是找到了父亲的遗物，陈志明也没想到，原来自己的父亲，竟然还是个英雄，可他在世时却从来没有说过这些事情。 他的葬礼很简单，几个老同事、街坊邻居，还有几个从外地赶来的陌生人，沉默地站在灵堂前，普通的不能再普通。 那是在阁楼角落发现的一个落满灰尘的樟木箱，箱子很旧，锁扣已经生锈，但里面整整齐齐放着几件泛黄的军装、一本日记，还有一枚被红布包裹着的勋章。 在看到这些东西的时候，陈志明愣了一下，拿起勋章仔细端详，那是一枚特等功勋章，底下压着一张发黄的立功证书，上面清晰地印着父亲的名字：陈佑甫，特等功臣，1951年。 “特等功臣？”陈志明喃喃自语，脑子里闪过父亲生前的样子，一个沉默寡言的老头，平时最爱做的事就是坐在院子里修自行车，偶尔喝两口黄酒，笑眯眯地看着孙子跑来跑去。 谁又能想到，这样一个看起来普普通通的老人，竟然是个战斗英雄？ 陈佑甫生于1921年11月，绍兴的一个小村子里，家里不算富裕，但父亲读过私塾，总念叨着“读书明理”，硬是省吃俭用送他上了几年学。 少年时代的陈佑甫机灵得很，喜欢捣鼓机械，常常把家里的钟表拆了又装，装好了再拆，气得他爹直跺脚。 1937年，抗战爆发，绍兴沦陷，十六岁的陈佑甫亲眼看见日本人的飞机在头顶盘旋，炸弹落在隔壁街上，火光冲天，那天晚上，他偷偷收拾了几件衣服，留下一张字条，跟着逃难的人群离开了家乡。 “我得做点什么。”这是他后来在日记里写的话。 1940年，陈佑甫辗转到了重庆，在一家机械厂当学徒，老板是个留过洋的工程师，见他聪明勤快，便教他修理枪械、汽车，甚至简单的无线电设备，陈佑甫学得极快，没多久就成了厂里的技术骨干。 1945年，抗战胜利，他以为终于能回家了，可内战很快爆发，他被编入解放军，成了一名通讯兵。 那时候的通讯设备简陋，战场上全靠人背电台，冒着枪林弹雨传递命令，陈佑甫因为懂点技术，很快被调去负责维护通讯设备。 1949年，他跟着部队一路南下，直到全国解放，本以为能安稳过日子了，可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他又随部队跨过鸭绿江。 1951年冬，长津湖战役，零下四十度的极寒里，美军用喷火器和重机枪封锁了志愿军的退路。 陈佑甫所在的通讯班几乎全军覆没，只剩他和报务员老周还活着，电台被炸坏了，老周的腿也被弹片击中，血流不止。 “老陈，你自己走吧，别管我了……”老周喘着粗气说。 陈佑甫没吭声，把老周背起来，用皮带捆在自己身上，一步一步往后方爬。 美军的照明弹把雪地照得惨白，子弹在耳边嗖嗖飞过，他咬着牙，在雪地里爬了整整一夜，直到天亮才遇到接应的部队。 后来，老周活下来了，陈佑甫却因为严重冻伤，在医院躺了三个月，组织上给他记了特等功，可他从没主动提过这事。 战争结束后，陈佑甫终于可以过上平凡的日子了，他转业到地方机械厂，当了一名技术员。 厂里没人知道他的过去，只知道他是个手艺极好的老师傅，什么机器坏了，他一捣鼓就能修好。 他很少提战场上的事，唯一一次例外，是儿子陈志明小时候问他：“爸，你肩膀上这个疤是怎么来的？” “哦，修机器时不小心烫的。”他轻描淡写地说。 直到很多年后，陈志明在父亲的日记里看到一行字：“1951年冬，长津湖，背老周突围，弹片擦的。” 1996年，陈佑甫因突发脑溢血去世，整理遗物时，陈志明才发现父亲藏了一辈子的秘密，那枚特等功勋章、泛黄的战友合影、还有几封已经脆的信，都是当年战场上的老战友写来的。 其中一封信里，老周写道：“老陈，我这辈子最感激的人就是你，要不是你，我早死在长津湖了，可你这人，从来不爱提这些事……” 陈志明坐在阁楼里，忽然明白了父亲为什么从不炫耀自己的过去，对那一代人来说，活下来已经是幸运，荣誉不过是历史的尘埃，真正重要的是活着的人，得好好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