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 年，吴运铎被炮弹炸伤，不得不回到后方接受治疗。因人手不够，一个小媳妇被派来照顾他。这天夜里，小媳妇推开门，被吓得 “嗷” 一声惨叫，捂着脸转身就跑。吴运铎一拍大腿： 这下闯祸了。 战地医院的土墙在风里晃悠，油灯芯爆出的火星落在吴运铎的被子上。 他想抬左手去掸，空荡荡的袖口却只扫到一片空气 —— 四根手指早在去年造地雷时炸飞了。 左腿的绷带刚换过，此刻又渗出暗红的血，皮肉翻卷着，能看见碎骨碴在油灯下泛着白。 这是他第三次重伤，炮弹碎片在身上撕开三十多个口子，左眼已经看不见东西，右边的世界也模糊成一团影子。 小媳妇推门进来时，手里的铜盆晃出哗啦水声。她是村里派来的，男人在前线打仗，自己留着照顾伤员，村里人都叫她小红。 油灯照到床沿的瞬间，她看见吴运铎腿上的伤口，手里的毛巾 “啪” 地掉在地上。 那声惨叫刺破夜空时，吴运铎正咬着牙想坐起来，疼得额头直冒冷汗。 他听见小红撞在院门上的声音，心里直叹气：这模样，别说小姑娘，就是自己照镜子都得吓一跳。 其实吴运铎不是天生就经得起这般折腾。十三岁在安源煤矿当学徒时，他连机器的轰鸣声都怕。 资本家的皮鞭抽在背上，他躲在煤堆后面哭，却还是偷偷学着修理电机 —— 那些转动的齿轮和铜线，在他眼里比课本还亲切。 后来地下党把《新华日报》塞给他，报纸上的抗日故事让他攥紧了拳头，第一次觉得，比起煤矿的黑暗，外面的世界有更值得拼的东西。 1938 年他跑到皖南参加新四军时，连枪都没摸过。修械所里只有几台破机床，他就带着战士们把村民的石磨改成发动机，用洋铁皮敲成枪管。 第一批步枪造出来那天，他摸着枪身的毛刺，手掌被划出血都没察觉。 1941 年秋天造地雷，引线出了问题，他扑过去想推开战友，自己却被气浪掀飞，醒来时左手已经成了血团，左眼永远失去了光明。 小红的脚步声在院子里迟疑了半天。吴运铎听见她靠着土墙喘气，还有压抑的啜泣声。 他正想喊句 “别怕”，门却被轻轻推开了。 油灯重新照进来，小红的脸埋在袖子里，只露出一双通红的眼睛。 “对不住……” 她把铜盆放在地上，声音抖得像风中的叶子，“俺男人也在前线，他说你们都是为咱打仗的。” 她蹲下来给吴运铎擦胳膊，手指碰到他身上的伤疤时，突然停住了 —— 那些新旧交错的伤痕，比她见过的任何刀疤都密集。 吴运铎反倒笑了，声音嘶哑得像破锣：“你看，这些窟窿眼，都是鬼子给打的。 等把他们赶跑了，咱就不用遭这罪了。” 小红没说话，只是换布条的手更轻了。 后来她每天来换药，都会带个烤红薯，偷偷塞在吴运铎枕头底下。 有次吴运铎疼得哼出声，她就坐在床边，讲村里的事：谁家的麦子熟了，谁家的鸡下了双黄蛋，直到他睡着。 伤还没好利索，吴运铎就拄着拐杖回了兵工厂。车间里的石碾子还在转，那是他们用来看火药颗粒的 “土设备”。 他右眼也快看不清了，就把图纸贴在眼前，用仅剩的手指摸着画线条。战士们说他疯了，他却咧开嘴笑：“多造一颗炮弹，前线就少流血。” 1947 年在大连试验炮弹，又是一声巨响，他右腿炸烂了，右手腕断成两截，醒来后第一句话却是问 “引信数据记下来没”。 后来他写《把一切献给党》，提到那个夜晚被吓跑的小红，说自己这辈子都忘不了那声惨叫。 “不是因为丢人，是因为知道，咱受的伤，老百姓都记在心里。” 书里没写的是。 1953 年他去江西考察，特意找过那个村子，才知道小红的男人牺牲在了淮海战役，她带着孩子守着几亩地过活，从不跟人提当年照顾过一个 “浑身是伤的兵”。 大连的雕像落成那天，有人问起他最疼的时候是啥感觉。吴运铎指着自己的眼睛说：“左眼瞎的时候，觉得天塌了一半。 可摸到枪的时候，又觉得啥都能扛。” 就像那个被吓跑又回来的小媳妇，就像无数在战争里咬牙坚持的普通人，他们或许会害怕，会退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