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军统特务伪装成烈士后代，邀请抗联名将李兆麟去家中做客，李兆麟进屋后，刚喝了一口茶就意识到不对劲，而此时多名特务已在他身后拔出尖刀…… 李兆麟老家在辽宁辽阳的小东湾村，1910年出生的时候，东北这地界早就不太平了。 他小时候跟着父亲下地干活，常听村里老人讲俄国人、日本人在这旮沓横行霸道。 19岁那年，他听说城里有学生闹革命，背着家里偷偷跑到沈阳，在一所中学半工半读，接触到了共产党的主张。 那时他就认定，只有跟着共产党干，才能把这些欺负中国人的外国人赶出去。 1931年九一八事变一爆发，李兆麟二话不说就加入了共产党，揣着一把老套筒步枪就钻进了长白山。 东北的冬天能冻掉耳朵，零下三四十度的天气里，他和抗联战士们穿着单衣，嚼着冻成石头的玉米面窝窝头，照样跟日本兵干仗。 有一回在密山，他们被鬼子包围在一片林子里，整整七天没吃东西，最后是靠着啃树皮、煮皮带才撑下来。 突围那天，李兆麟带着十几个战士，硬是从日寇的机枪缝里冲了出去，胳膊被子弹擦过，血冻在衣服上，他愣是没吭一声。 在东北抗联的14年里，李兆麟干过不少漂亮仗，1937年开春，他跟赵尚志带着三百多弟兄，在海伦县的冰趟子设埋伏。 那地方是一片开阔的沼泽地，开春化冻后底下全是烂泥，上面结着一层薄冰，他们瞅准日寇要从这儿过，提前在冰面上凿了好些窟窿，又在两边的树林里藏好。 等八百多日伪军一进伏击圈，李兆麟一喊“打”，机枪、步枪、手榴弹全招呼上了。 日寇想退，脚下的冰面被打碎，好多人掉进泥里爬不出来，冻得嗷嗷叫。 这一仗下来，日寇被打死打伤三百多，抗联这边才牺牲七个弟兄，后来日寇只要一提“冰趟子”这三个字，夜里都能吓醒。 他不光会打仗，还会写歌，1938年抗联西征的时候，队伍在草原上迷路，断了粮草，好多战士都想家。 李兆麟就坐在篝火旁，借着月光写了《露营之歌》。“铁岭绝岩，林木丛生，暴雨狂风，荒原水畔战马鸣”，这些词都是他们真实的经历。 战士们跟着他一起唱，唱着唱着就忘了饿、忘了冷，这歌后来成了抗联的军歌，走到哪儿唱到哪儿，成了大伙儿的精神头。 1945年日本投降后，李兆麟没跟着大部队南下，而是留在了哈尔滨。 那时哈尔滨可是块肥肉，国民党和共产党都想拿到手，他当滨江省副省长那阵儿，城里乱得很，国民党的接收大员天天请客吃饭，背地里却偷偷招兵买马，还跟特务勾肩搭背。 李兆麟不管这些，天天往老百姓堆里扎，在道里的菜市场、南岗的火车站，见人就说国民党的猫腻。 “他们说要和平，可仓库里堆的全是枪；他们说要民主，可干活的工人连工钱都拿不到。” 他还牵头办了中苏友好协会，在道外的一个大杂院里开大会，来了好几千人，有工人、有学生，还有开小铺子的老板。 李兆麟站在一个高台上，嗓子喊得沙哑：“大伙儿要拧成一股绳，谁想让咱再受二茬罪，咱就跟他干！” 台下的人举着拳头喊口号，那股子劲头，把躲在角落里的国民党特务吓得直哆嗦。 国民党恨他恨得牙痒痒，觉得这个人就像一根扎在喉咙里的刺，不拔出来睡不着觉。 军统在哈尔滨的头头余秀豪，前后六次要除掉他，最后没辙了，才找上了孙格龄。 这女人是国民党市政府秘书，平时装得挺进步，常找机会接近李兆麟，一来二去还真取得了些信任。 1946年3月9号那天，哈尔滨刚化冻，道上全是泥，李兆麟上午在市委开会，中午饭都没顾上吃。 快三点的时候，孙格龄派人捎信，说有几个国民党接收大员想跟他聊聊国大代表的事，地点就在水道街9号，离中苏友好协会就百十米远。 水道街9号是个小洋楼，孙格龄早就在里屋摆好了茶水，李兆麟刚坐下，端起茶杯抿了一口，就觉得味儿不对，又苦又涩。 他心里咯噔一下，刚想站起来，孙格龄就朝门口喊：“再换一杯吧！”这一声喊，藏在厨房的四个特务就跟狼似的扑了出来。 李兆麟虽然中毒了，浑身发软，可还是凭着一股子狠劲，抓起椅子朝特务砸过去，可惜药性发作太快，他眼前一黑就倒在地上。 那些狗特务还不放过他，掏出刀子在他头上、胸口连捅了七刀，等警卫员李桂林带着人赶到的时候，地上的血都冻成了冰碴子。 要是没有李兆麟这样的人，在零下四十度的林子里啃树皮跟日寇拼命，在特务的枪口下敢说真话，咱们现在能安安稳稳地坐在屋里喝茶吗？ 这种念想，就像冬天里的火种，不管风多大，总能烧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