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胜利后，年仅16岁的“小汉奸”铃木三郎，不仅没有受到制裁，反而以新身份出现在大众面前，让世人大吃一惊！
陈敏学生于1929年，在广东深圳老东门一个普通人家长大。那时候，日本侵华战争刚打响没多久，1938年10月，日军从大亚湾登陆，很快就占了广东大片地方。日军不光用枪炮，还想从文化上控制中国人，在广州和周边设了很多日语班，专挑小孩和青少年下手。陈敏学才10岁，就被士兵从家里拉走，扔进这些班里。日军军官管得严，孩子们每天学词汇、语法，学不好就挨罚。他学得快，两年多就能跟日本人聊天了。 1942年下半年，13岁的陈敏学被日军看中，拉进驻广州的冈田部队司令部当翻译。日军给他起名铃木三郎，还发制服和薪水，比普通中国人挣得多。他负责翻文件、情报，接触到日军行动计划。周边人看到他这样，都把他当汉奸，避着他走。日军在广东干了不少坏事，抓人审讯，抢东西，陈敏学在那儿工作，自然沾上嫌疑。但他表面顺从，实际在等机会。 1943年冬天，东江纵队港九大队的人找上他。东江纵队是广东香港一带的抗日游击队，活动隐蔽，打击日军补给线。他们调查过陈敏学，知道他在翻译时故意搞错一些情报，帮中国人减轻刑罚，就发展他当情报员。从那以后，他白天在司令部抄文件，晚上偷偷传消息给游击队。情报包括日军调动、仓库位置，这些帮游击队打了几个胜仗。日军起疑心，审过他几次，用刀威胁，但他咬牙顶住，没露馅。 日军在广东推行奴化教育，不止教日语，还强迫中国人认天皇，参加他们的活动。陈敏学在班里学的东西，都是宣传日本强大、中国落后的那一套。他作为翻译，帮日军传话给当地人，劝降或招工。民众恨汉奸，抗日情绪高涨，有人公开骂，有人暗地里想办法报复。但陈敏学忍着，继续工作，因为他知道情报的价值。东江纵队用这些情报，救出不少被抓的同志，还破坏日军运输。 1944年，日军加强内部检查，陈敏学成了重点对象。日军抓到几个中国人审讯，他翻译时稍有偏差，就被盯上。但他装傻，坚持说自己忠诚。游击队那边，情报源源不断传来，帮他们营救盟军飞行员。东江纵队港九大队在香港深圳一带活跃，成员多是本地人，熟悉地形。陈敏学的情报让日军行动屡屡失败，他们气急败坏，却没抓到把柄。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投降，广东日军残部还不肯缴枪，在沙头角等地据守。铃木三郎这名字在当地人人喊打，大家等着清算他。可他突然出现在东江纵队队伍里，用日语命令日军投降。日军认出他，傻了眼，原来三年多来，他一直是游击队的卧底。民众得知真相，从骂转为敬佩。他领队收缴武器，传达中国优待俘虏的政策。日军投降后，承认被骗了那么久。 东江纵队在抗日中功劳大，不仅打日军，还营救文化人士和盟军人员。陈敏学作为少年情报员，风险高，年纪小，但坚持下来。投降那天，他公开身份，让大家明白汉奸外表下藏着抗日心。日军在广东犯下罪行，屠杀抢掠，铃木三郎的角色让人们反思，谁是真汉奸，谁是英雄。真相大白后，舆论转向，赞扬这种隐忍。 1946年，东江纵队北撤到山东，陈敏学随队走，参与解放区工作。队伍沿路行军，分发物资给村民。他后来回广东，定居深圳，继续普通生活。20世纪后期，他常参加抗战纪念活动，在深圳东江纵队纪念馆讲经历，捐史料如文件和纪念章。馆里展出他的故事，提醒后人抗日艰辛。 陈敏学晚年住在深圳社区，偶尔外出，拐杖声节奏均匀。2018年，他去世，享年89岁。留下的事迹在纪念馆流传，后人参观阅读。他的经历证明，抗日不分年纪，普通人也能贡献大。东江纵队整体北撤后，部分成员留在广东，参与后续斗争。陈敏学的捐赠包括曾生将军的百年诞辰章，强调情报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