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救亡运动中的吴贻芳 吴贻芳这个名字，放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是绕不开的。她不是冲锋陷阵的将军，也不是谈判桌上的职业外交官，但她在抗日救亡的那几年，却干了不少要紧的事。她的方式不是拿枪，而是用教育、用演讲、用行动，把一批又一批的年轻人推上了为国家而战的路。 她1928年从美国密歇根大学拿了生物学博士学位回来，直接成了金陵女子大学的校长——而且是第一任华人校长。当时的中国女校长凤毛麟角，更别说她还那么年轻。上任第一件事，她定下校训——“厚生”。意思很直白：活着，不是只为自己，还要让别人过得好。她跟学生说，这不仅是口号，要落实到对国家、社会的责任感里去。 九一八事变一响，吴贻芳立刻带着金女大的学生参加抗议游行，查封日货，甚至自己也上街。她不让学生只是喊口号，还要她们去做事——去商店劝人别买日货、办地理展览讲抗日形势。她讲得很直白：爱国不是嘴上说说。 她说服学生的方法很特别，除了理论，还用自己的经历。1935年她出国访问，在美国一趟夜行列车上被人敲门盘问：“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如果是日本人可以直接过境，中国人就得下车。她当时毫不犹豫地说：“我是中国人！”然后一个人拖着行李在黑夜里下了车，最后靠中国使馆帮忙才到目的地。她把这段事讲给学生听——那不是为了煽情，而是告诉她们，尊严有时候比安全更重要。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金女大西迁，先到武汉，再到成都。没教室、没设备，学生的学分还可能得不到承认。吴贻芳四处奔走，借来了华西大学的教室，还促成五校课程互认。战火中她一手抓教学，一手放手让学生投身抗日救亡。去上海的学生参加募捐、照顾伤兵；去武汉的学生抬担架、进难民所。她对学生的关心不仅在精神上——比如化学系的景荷荪，因结婚退学，后来丈夫为抗战牺牲，吴贻芳破格让她复学，还帮她渡过经济难关。她当着全校说，人人要有景荷荪这种韧劲，抗战才会赢。 成都时期，五所大学学生组建了战时服务团，白天救护、晚上缝制义卖品、排练抗日节目。金女大的女生常常忙到深夜才回宿舍，按规定早该关灯，但吴贻芳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有一次学生想暑假下乡做抗日宣传，遭华西大学阻拦，她干脆说：“我只能同意金女大的学生去。”结果消息传开，其他学校也被带动同意放行。 她还带领师生在成都仁寿县办乡村服务处，开幼儿园、妇女班，教识字、珠算、卫生，甚至帮妇女挑绣品卖到国外换外汇。她很清楚，抗战不仅是枪炮的事，还得让百姓活下去。 学生的生活困难，她也操心。那时不少人家因战争收入断了，学费都交不起。她就安排学生打工——在图书馆、办公室、体育课伴奏，还设奖学金、补助金，甚至减学费。她说，读书是你们的“阵地”，不能轻易丢。 除了校内，她在更大的舞台上也没闲着。七七事变后，她是妇女领袖会议的执行委员，还参加中国妇女慰劳自卫抗战将士总会、战时儿童保育会。她去看那些因战争失去家园的孩子，像家长一样关心他们。1938年，她被聘为第一届国民参政员，与邓颖超等人并肩提出动议，号召参政员为抗战献金。 同年她赴印度出席国际基督教协进会议，向世界公开揭露日军暴行。1943年又跟“六教授团”赴美游说开辟第二战场，她不要薪水，只报销路费。那几年，她几乎逢人就讲中国的抗战——妇女、儿童的遭遇、金女大在战火中的坚持——一次次打动美国听众。有人形容，她是“不知疲倦的中国代言人”。 1945年，她作为唯一的女性代表出席旧金山联合国大会，并成为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的第一位女性。那天讨论到中国发言时，本来没人上台，她站起来走向主席台，讲中国的抗战和对世界和平的期望。会场静得能听见翻译的声音，讲完，全场鼓掌。那一刻，她不是校长，不是社会活动家，而是全体中国人的一张脸。 大会结束后她没有马上回国，又参加战后教会大学的会议。养病期间听到抗战胜利的消息，她急得想立刻回国，医生不放，她等到身体勉强恢复，12月飞回上海，再赶到南京——重新回到教育岗位。 吴贻芳的抗日岁月，没有传奇式的冲突场面，但她的每一步都扎实有力。她让外界看到，中国的女性不仅能持家，更能站上世界舞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