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孝和英勇就义前，留下了动容照片，解放后杀害凶手抓到了没 “季股长，你的证件呢？”——1951年6月，一个玩着麻将的中年男子抬头，脸瞬间煞白。那一声询问，正式揭开了潜逃三年凶手季秉权的落幕。至此，围绕王孝和烈士的悬案，才算真正画下句号。 1948年9月30日清晨，上海龙华刑场阴云低垂。24岁的王孝和拖着镣铐昂首而立，拒绝“麻醉酒”。《新闻报》记者马庚抢拍下几张定格：年轻的面庞坚毅、目光中有亮光。照片次日见报，弄堂茶楼里议论沸腾——“小伙子硬气！”照片如同火种，埋下了人民必须讨回公道的执念。 王孝和1924年生在上海弄堂，父亲在码头拉纤，家境清寒却重教育。14岁考进励志英文专科学校，随后接触进步书刊。17岁，他向党组织递交申请；19岁被安排进杨树浦发电厂抄表。表面是技术工，暗地里送情报、掩护印刷。那几年，工人夜班灯火通明，许多火花就是这样悄悄碰撞出的。 地下工作危险无形，他仍然决定成家。组织批准娃娃亲忻玉英与其结婚，理由简单——农家姑娘不显眼，便于掩护。1947年长女“佩琴”呱呱坠地；第二年，他被捕时，忻玉英已有身孕。狱中酷刑不断，“你招了吧，洋房汽车都有！”国民党特务万一虎视眈眈。王孝和只是淡淡一句：“别做梦。”一句话，换来更狠的鞭打，却守住全部同志名单。 1949年5月，上海宣告解放。市民把“万一”“洛鹏”两个名字写在墙上，盯着公安布告牌。有意思的是，抓捕来得很快：万一被邻里举报，洛鹏在租界落网，两人旋即伏法。舆论一片叫好，许多人以为“大仇已报”。可公安局内部并未松劲，卷宗上的一页“呈文”不断刺痛办案人员——署名季秉权。 时间转到1950年春，“镇压反革命”号角吹响。上海公安局接收旧警察局档案，密密麻麻的案卷像无声证人。年轻侦查员朱尚、高俊霆对其中一封信格外敏感：杨树浦分局司法股长季秉权，实名揭发王孝和“系共产党骨干”。落款日期正好是王被捕前两周。火线报告交到杨树浦分局政保股长刘震东手里——这位老地下党员当年就在分局潜伏，对季秉权的底细一清二楚。 调查从旧同事开始。一连串造访却扑了空：有人说“他搬去法租界”，有人说“听说去了无锡”，线索如断线风筝。户籍卡显示的四川北路居所，房门积尘，邻居摇头——“半年前就搬了”。1951年2月，通缉令贴遍全市。照片下方两行红字醒目：“协助缉拿者，奖米50斤”。 群众的眼睛亮得很。5月的一个夜晚，四川北路口，巡逻民兵碰见擅长易容的乞丐。乞丐哈腰讨烟，说话却带苏北腔，符合档案描述。民兵悄悄盯梢，却让他溜掉。十天后，一个麻将馆老板跑进派出所：“那个乞丐摇身成了‘季先生’，天天来搓牌！”三名便衣假装凑桌，翻完最后一墩牌，便压住了那只伸向筹码的手。 被押往看守所的路上，季秉权一句话不说。审讯室灯光雪亮，刘震东把旧档案摆到他眼前，“这张纸你认不认？”季秉权沉默良久，只吐出一句，“早知道这样，当年何必多写那封信。”不少办案人员事后感慨：并非所有刽子手都扛得住时间的压力，往往是一张纸击穿心理防线。 军事管制委员会很快开庭。卷宗列出事实：私拟密函揭发、配合特务布控、亲自押解。证人陈述、物证完整。庭审不到两小时，死刑判决生效。6月中旬清晨，他被押往浦东刑场。没有记者拍照，也没有遗言。枪声落地，尘埃落定。 王孝和牺牲后三天，次女“佩民”出生。许多年后，姐妹俩在父亲墓前点燃三炷香，她们知道：父亲守住了信仰，人民替他算清了账。不得不说，档案、群众、时间，三股力量共同组成了正义的齿轮，一旦启动，便不会停转。 今人回望这宗案件，会发现一个规律：破案不止靠一时热血，更靠制度与民意的长久协同。若档案流失、若群众噤声，再严密的调查也可能功亏一篑。季秉权的落网，将这一道理刻得格外鲜明。 王孝和留给世人的，不只是几张照片，而是一种坚持到底的态度。24岁的他，在镁光灯下举目向前；24岁的共和国，同样在烽火未熄的土地上挺直脊梁。正因如此，才有人敢高声断喝：“特刑庭乱杀人”。而那一声怒吼，最终通过人民的法庭，得到了清晰的回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