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12月，武汉城内多了一处特殊的办公地——中共中央长江局在此设立。这一机构虽仅存续至1938年11月，却在抗战初期成为中共在国统区的核心领导枢纽，统一领导着南方各省及新四军的工作，在统战、组织、军事等多方面留下了深刻的历史印记。 王明（陈绍禹）：作为长江局书记，他主持全面工作，主导着国共合作的谈判与政策制定，提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策略。那段时间里，他多次代表中共公开演讲，1938年参与武汉八路军办事处会议，还和周恩来等人一同推动了新四军的组建。 周恩来：身兼副书记与军事部长的他，将精力集中在军事、统战与外事工作上。他协调八路军、新四军的行动，是国共合作抗日的重要推动者——1938年曾试图劝说张国焘归党，虽未成功却坚守原则；在武汉保卫战相关讨论中，他明确反对阵地消耗战，展现出清晰的军事思路。 博古（秦邦宪）：担任组织部长的他，为党组织的重建立下汗马功劳。他牵头恢复了南方13省市的党组织，成功营救出陶铸、钱瑛等千余名党员，还参与了《新华日报》的创刊，为党的宣传工作添力。 叶剑英：以参谋长身份履职的他，敏锐分析战场局势，曾批评消极防御战略，在军事部署中发挥着协助作用，为战局研判提供专业视角。 长江局的成立，紧扣着抗战初期的时代需求。其核心任务清晰而关键：在统战合作上，与国民党谈判改编新四军，全力推动国共联合抗日；在组织重建上，着手恢复被破坏的南方党组织，期间发展了近7万党员；在物资保障上，通过香港联和行（华润前身）转运国际援助物资，为抗战前线输送力量。 而武汉八路军办事处，便是长江局开展工作的重要基地，不少关键会议在此召开，负责人的合影也定格了那段并肩作战的时光。 在存续的一年里，长江局经历了不少重大事件。1938年4月，面对张国焘的叛逃倾向，长江局多次劝说却未果，最终张国焘声明脱党投靠国民党，中央随即开除其党籍，长江局在过程中坚守了党的原则。 不过机构内部也存在战略争议：王明主张“保卫大武汉”的阵地战，这一想法被周恩来、叶剑英批评为“拼消耗”的错误策略，这部分路线问题后来在1943年博古的自我检讨中也被提及。 需注意的是，“鄂南秋收暴动”发生于1927年，并非长江局主导——当时由时任湖北省委书记罗亦农（后任首任长江局书记）领导，是八七会议后首个大规模农民起义，与1937-1938年的长江局无直接关联。 1938年11月，随着六届六中全会的召开，长江局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随后撤销。其职能由两部分承接：刘少奇领导的中原局负责华中抗战相关工作，周恩来领导的南方局则接手国统区工作。 尽管仅存在一年，且有过战略分歧，但长江局的贡献不容忽视。 图：王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