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罗卓英上任驻印长官后，让孙立人给他送来200个军官，谁知见到人后，他却气道：“我要的是军官，怎么给我200个新兵？” 罗卓英的“火”，到底从哪儿来？得先了解罗卓英是个什么样的人。他是黄埔军校毕业的，陈诚“土木系”的核心干将，一路都是打硬仗、苦仗上来的。在他和那一辈传统将领的观念里，一个合格的“军官”应该是什么样的？ 首先，得是“熬”出来的。 最好是从排长、连长一步步干上来，身上没几处伤疤，没在死人堆里爬过几次，你都不好意思说自己是带兵的。其次，得有股子杀气，眼神要锐利，站姿要笔挺，一看就是个狠角色。说白了，他要的是经验丰富、能立刻上手镇场子的“熟手”。 可他眼前这200人呢？ 一个个白白净净，很多还戴着眼镜，文质彬彬，身上没有一点老兵油子的“兵味”，反而透着一股书卷气。这在罗卓英眼里，不就是一群刚放下书本的学生娃吗？让他用这样的人来组建司令部，去跟日本人斗智斗勇，他心里能踏实吗？ 所以，罗卓英的愤怒，不是没来由的。他觉得孙立人这是在敷衍他，把那些没经验的“娃娃兵”塞给他，把真正的精锐老兵都留在了自己的新38师。 这在讲究人情世故和派系关系的旧军队里，可是个不小的忌讳。 孙立人送的，真是“新兵”吗？ 恰恰相反，这200人，在孙立人眼里，是比黄金还宝贵的财富。 孙立人跟罗卓英不一样，他是清华学霸，后来考取公费留学，在美国普渡大学学了土木工程，最后又跑去“南方西点”弗吉尼亚军事学院深造。他的脑子里，装的是一整套现代化的军事思想。 在他看来，未来的战争，光靠拼刺刀、凭经验是不够的。司令部要运筹帷幄，需要的是什么？是懂得数学，能精确计算炮弹弹道的人；是懂得工程学，能迅速设计搭建桥梁工事的人；是懂得后勤管理，能科学调配数万人物资的人；更重要的，是能看懂英文，直接跟盟军沟通、学习先进战术的人。 而他送来的这200人，正是这样一群“宝贝”。他们大部分是响应“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号召投笔从戎的大学生、知识青年。他们可能没在战场上滚过钉板，但他们知识储备丰富，学习能力极强，外语流利。孙立人把他们送到罗卓英的司令部，是真心实意地想加强驻印军的“大脑”。 孙立人认为，经验可以慢慢积累，但现代化的高素质人才，却是可遇不可求的。 他给罗卓英的，不是“新兵”，而是未来司令部的“CPU”和“操作系统”。 罗卓英要的是即插即用的“硬盘”，孙立人给的却是需要安装软件但性能超强的“处理器”。两人对“人才”的定义，根本就不在一个频道上。 罗卓英和孙立人的争执，最后闹到了他们的顶头上司——美国将军史迪威那里。 史迪威听完前因后果，毫不犹豫地站在了孙立人这边。他告诉罗卓英：“这些年轻人正是我们所需要的。战争在变，军队也必须改变。” 最终，这200名“新兵”留在了驻印军司令部。事实证明，孙立人是对的。他们凭借出色的外语能力和学习能力，迅速掌握了美式装备的用法和盟军的协同作战方法，成为了中国军队与盟军之间最顺畅的沟通桥梁。他们在后来的作战计划制定、后勤补给、情报分析等方面，发挥了那些“老军官”无法替代的作用。 正是靠着这些“大脑”，加上孙立人训练出的现代化部队，中国驻印军在缅北战场上打出了一连串振奋人心的胜仗，比如收复瓦鲁班、于邦、孟拱等地，几乎是以碾压之势击败了日军的王牌第18师团， 为整个二战的亚洲战场立下了赫赫战功。 这场“新兵”与“军官”之争，最终以“新兵”的胜利告终。它不仅是孙立人个人远见卓识的体现，更是历史潮流的必然选择。 这个故事像一面镜子，照出了一个永恒的道理：任何一个组织，小到一个团队，大到一个国家，如果它的“人才观”跟不上时代的发展，那么它离被淘汰也就不远了。 用经验来衡量人的价值，固然重要，但比经验更重要的，是学习和拥抱未来的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