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4月，陈毅被叛徒陈宏诱骗下山，陈毅下山后因口渴，向一位正在洗衣服的少妇讨水喝，谁知少妇竟是叛徒妻子，叛徒妻子的一句方言，竟救了陈毅的命。
1937年的梅岭，总是潮湿得过分。
山里的风像是沾了水汽的布，一阵阵扑在脸上，带着冷意。
树叶滴着水珠，石头上长满了青苔，踩上去滑得很，稍不小心就能摔一跤。
那时候的红二十四师就藏在这片山岭里，兵力已经不足，枪也破旧，子弹常常不够打。靠的是什么？靠的是百姓挑着箩筐送粮，靠的是交通员在山林间偷偷传递消息。
陈毅在这样的环境里撑着，白天要布置战事，夜里还得琢磨怎么让人活下去。
就在那样紧绷的日子里，危险从阴影里伸出了手。
陈宏，一个平日里谨慎寡言的交通员，被捕了。有人说他是被敌人“软刀子”一点点磨垮的。龚楚——那个投了敌的老红军，先是劝，再是逼，最后抓住了陈宏的软肋：家人。
一个人再硬，听到要害自己妻儿，心就会乱。
陈宏撑到最后，还是妥协了。他被迫写信，信上说有重要情报，要陈毅到大余城南饭馆见面。
敌人盘算着，这一网能捞个“大鱼”。
信送到梅岭时，陈毅看着字迹，心里是翻江倒海。那是熟悉的笔画，可语气里有些奇怪。
太明目张胆了，像是明摆着的诱饵。
他皱了眉，反复琢磨。
信若是真的，他必须去；信若是假的，不去就可能错失情报。他把纸轻轻放下，心里已经生了警觉。可陈毅最终还是决定走一趟。他换上书生模样，推着眼镜，手里拿本书，和梅山区委书记黄占龙一道下山。
山风吹过衣袖，薄布在夜里显得单薄。
他们没有直接去饭馆，而是绕路去了陈宏的家。
屋前有条小溪，水流撞击石头，声音清脆。
溪边的石板上，一个妇人正弯着腰搓洗衣裳，湿漉漉的布料拍打石头，水珠溅到她的手背。
陈毅认得她，是陈宏的妻子。她抬头时眼神闪了一下，随即热情起来，招呼两人进屋歇歇。陈毅端起她递来的水碗，故意问：“陈宏这些日子怎么不见人影？”
她的动作明显顿了一下，眼神闪烁，好像在犹豫。
过了一会儿，她低声说：“他呀，早上去了团部。”赣南的口音把“团部”说得含混不清，落在陈毅耳里，竟成了“糖铺”。这个词一下子让他心里发凉。
糖铺，是党的秘密交通站，从不允许随便出入。
没有指令，却突然有人说陈宏去了那里，这里面的蹊跷一眼就能看出来。
陈毅的指尖在碗沿轻轻一敲，眼神已经变了。
他把碗放下，朝黄占龙递了个眼色，站起身告辞。
两人走得不快，但脚步暗暗急切，他们直接去了那家“广启安糖铺”。
糖铺本是老字号，平日里热闹，买糖的孩子、挑担的客人常常挤满门口。
可这天，铺子前冷清得反常，只有几个陌生的“商贩”，一边假装摆摊，一边眼睛四下扫视。
陈毅躲在暗处，眯起眼。
情况再明白不过了。就在此时，一个熟悉的身影从侧巷闪了出来——交通员老曾。
他背靠墙，挨近过来，声音低得几乎要被风吹散：“快走，陈宏变了！”短短五个字，像锤子一样落下。
陈毅心里腾起一股怒火，却没有表露出来。他点了点头，带着黄占龙装作若无其事离开，脚步一刻没停，顺着小道往山里钻。
风声呼呼，他们不敢停，生怕身后有人尾随。
夜幕已经落下，他们穿过梅岭时，正撞上敌人的巡逻队。山道狭窄，无处可逃，他们只能一头扎进猎人挖的陷阱坑。
土坑潮湿，壁上带着湿泥，两人紧贴着，屏住呼吸。
上头的脚步声、咳嗽声都听得清清楚楚。敌人来回搜了一阵，没见动静，竟放起火来。
火苗顺着枯枝蔓延，山风一吹，火舌舔向天空，热浪扑面而来。坑里的两人汗如雨下，几乎要窒息。
火光映红了天空，就在这绝望的时刻，天际突然闷雷滚过，乌云压下。
接着，豆大的雨点砸落，像是有人泼下了一桶桶水。火势在雨里迅速熄灭，浓烟散去，只剩下湿透的焦土。敌人骂骂咧咧地撤走了。
坑里的两人浑身泥水，心脏砰砰直跳，眼神里全是死里逃生的震动。
陈毅长长呼出一口气。
那句“天助我也”，是从心底涌出来的。可他明白得很，这条命不仅是老天给的，也是那句“糖铺”意外救下的。一个口音的差别，生死两重天。
陈宏的背叛并没有因此画上句号。
地下交通线还是遭了重创，很多同志被捕，敌人从中得到不少线索。
龚楚的阴影仍在南方游击区挥之不去。可是那天的偶然，证明了生死有时就系在一句话、一个口音上。
梅岭的故事后来被《梅岭三章》烘托得壮烈，那是陈毅在另一场困守里写下的诗句。
可这一次，他与黄占龙的劫后余生，更像是命运开的一个玩笑。
一个妇人洗衣的犹豫，一个南方口音的模糊，竟让历史的走向发生偏移。
若把镜头定格在最后，会看到这样一幅景象：雨后的梅岭，山林还冒着白雾，焦木的气息混着泥土的腥味。
两个人满身湿透，狼狈不堪地站在山道上，喘着粗气，四周一片死寂。
远处传来几声乌鸦的哑叫，黑影掠过天边，那一刻，他们活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