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他出生在江苏东台的一个中医世家。父亲储启是当地有名的老中医，人称“启二先生”。 储启虽行医为生，却心系时局，尤其爱读报纸、喜欢讲故事。一本《西行漫记》，他不知道翻了多少遍，一遍遍讲给孩子们听。共产党是什么、红军做了什么…… 他的童年，就是在这些真实而炽热的故事中慢慢长大的。他从小记住了一句话：“共产党跟咱们穷人是一边的。”这句话，像一粒种子，在他心里扎了根。 抗日战争爆发后，东台成为日军频繁扫荡的区域，枪声和火光成了日常。他刚上小学几天，学校就因战乱停了课。 他清晰记得，有一回家门口修起了鬼子的碉堡，全家人连夜卷起铺盖、扛着锅碗躲进庄稼地，一藏就是好几天。乱世之中，读书成了一种奢侈。 转机发生在1940年。新四军挥师南下，进入东台。这支队伍纪律严明、待人和气，与他们之前见过的任何军队都不一样。 几个新四军战士被安排借住在他家里，新四军白天休息、晚上打游击，即便再累也绝不乱动百姓的东西。有一年中秋，战士们还省出几块月饼分给他们一家。 那种温暖，他至今难忘。就是从那时起，他认定：“这群人跟别的兵不一样。”之后，他报名参加了儿童团，站岗、送信、传递消息，什么都干。 后来，他进入新四军创办的海安紫石中学，虽然条件艰苦，但唱抗战歌曲、演话剧、听革命故事，每一天都充满力量。 他特别喜欢一句歌词：“黄海之滨，集合着一群中华民族的优秀子孙。”他暗暗发誓：我也要成为这样的人。 1944年，他得知新四军二分区卫校招生，毫不犹豫报了名。父亲虽不舍，却明白儿子心意已决，亲自将他送到东台三仓卫校。临走那天，母亲握着他的手，久久说不出话。 卫校的生活比想象中更苦。宿舍是茅草屋，床上铺的是稻草，被子薄得像纸。第一晚，他冻得直哆嗦，根本睡不着。 没过几天，他就被安排站岗，扛起一杆比他还高的“汉阳造”。夜里漆黑一片，狗一叫，他心里就发毛。“但不能跑，一步也不能退。”他说。日子一长，他渐渐习惯了，人也越来越硬气。 之后，他被调往苏中军区休养所，不久又奉命转至宝应后方医院。那次转移要趁夜乘船穿越日军封锁线，全程不能出声。船过安丰镇时，四周静得只能听见自己的心跳。他紧紧握着枪，知道真正的考验才刚刚开始。 真正的战地医护生活，是从一场持续三天三夜的大规模战斗开始的。伤员一车接一车运来，他那时已是实习医生，换药、缝合、抬担架、打针、夜班……什么都得干。 没有麻药，没有消炎药，很多时候只能靠伤员硬扛。最让他难忘的，是一次为伤员取出腿中弹片的过程。那位战士死死盯着屋顶，一声不吭，手指掐得指甲断裂。 他却比伤员还紧张，汗湿透了衣背。当他把那片“花生米大小、薄薄的”弹片取出时，这一幕让他铭记了一生。 1945年，抗战胜利的消息通过大喇叭传进医院。所有人冲出门外，哭的哭、跳的跳、喊的喊，“终于打完了！”他第一次见到医生护士们那样激动。 但战事并未结束，他随即跟华东第四野战医院转战济南、淮海、渡江等重大战役。他负责分诊，决定谁先救、谁可等。“一个判断，就是一条命。”他后来总这样说。 1949年，南京、上海相继解放，他被调入第三野战军卫生部。此时的他已是经验丰富的战地医生，连老同志都夸他：“小储眼毒，处理得快。” 新中国成立后，他在空军北京医院继续从事医疗工作，直至1989年离休。 但离休并不是终点。他依然坚持锻炼、参加抗战纪念活动。2015年，在抗战胜利70周年大阅兵上，他穿着老军装站在阅兵车中，庄重地敬了一个军礼。他说：“我是替那些没活下来的战友露个面。” 有人问他，当年怕不怕死。他回答：“谁不怕死？但在战场上来不及怕。” 他叫储渭，今年96岁，是112位获得“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纪念章的抗日老兵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