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中的苏秦，是个典型的逆袭者。他出身洛阳贫商之家，早年赴秦国游说碰壁，回家

《史记》中的苏秦，是个典型的逆袭者。他出身洛阳贫商之家，早年赴秦国游说碰壁，回家后受尽家人冷眼。于是他"头悬梁、锥刺股"苦读，数年后再度出山，转而游说燕、赵、韩、魏、齐、楚六国联合抗秦，竟一举成功，同时佩戴六国相印，风光归乡。面对跪地迎接的嫂子，他那句"嫂嫂何故前倨而后恭"的质问，以及嫂子"位高权重而多金"的直白回答，成了刻画世态炎凉的经典桥段。   张仪的故事则带着几分悲壮。他与苏秦同为鬼谷子弟子，早年在楚国游说时，被诬陷偷了楚相的玉佩，遭一顿毒打。他忍着伤痛喊道："只要舌头还在，我的功业就不会断绝！"后来他投奔已是六国之相的苏秦，却遭冷遇，愤而西入秦国。直到成为秦惠文王的客卿，他才得知，苏秦当年的冷落是刻意刺激，甚至派人暗中资助他入秦——原来两人早已约定，一纵一横，共演"合纵连横"的大戏。   这个"同门相济又相抗"的故事，情节跌宕，人物鲜明，难怪能代代相传。但历史的真相，或许比这要朴素得多。   近代史学家钱穆在《先秦诸子系年》中，曾做过一个关键考证：苏秦死于公元前284年，而张仪死于公元前309年，两人其实相差了二十多年。也就是说，张仪活跃于战国中期时，苏秦可能还未登上政治舞台，所谓"同门竞技"的情节，更像是后世的戏剧编排。   这一点在《战国策》中也能得到印证。书中关于苏秦的记载，多集中在齐闵王时期，而张仪的活动则主要在秦惠文王时代，两人的政治生涯几乎没有交集。更重要的是，战国中期的强国格局与《史记》描述的"六国抗秦"并不吻合。当时魏国仍保有霸主余威，齐国正值鼎盛，秦国经商鞅变法虽渐强，却尚未成为六国共同的威胁，所谓"合纵抗秦"的迫切性，其实是战国后期才逐渐显现的。   再看苏秦"佩六国相印"的壮举，细究起来也颇为可疑。战国时期各国利益纠葛复杂，韩赵魏与秦接壤，对齐楚的态度本就微妙，要让六国同时任命一人为相，协调军事、外交甚至赋税，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史记》中这段记载，更像是将苏秦在燕、齐两国的外交成就，加以文学夸张后的产物。   既然存在时间错位与情节夸张，《史记》为何还要如此记载？这或许与司马迁的创作初衷有关。他在《太史公自序》中说，写《史记》是为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对于战国这样"礼乐崩坏，诸侯力政"的时代，纵横家的智慧与勇气，恰是"古今之变"的生动注脚。   苏秦"锥刺股"的刻苦，张仪"舌在功成"的坚韧，其实是司马迁对"士人精神"的提炼。在那个贵族政治逐渐瓦解的时代，平民子弟靠学识与辩才跻身朝堂，本身就是极具突破性的历史现象。司马迁或许有意将不同时期的纵横家故事集中到苏秦、张仪身上，用他们的经历，勾勒出一个时代的精神风貌。   更何况，战国史料在秦火之后本就残缺，司马迁能搜集到的民间传说、诸子杂记，难免带有演绎成分。他在《苏秦列传》末尾也坦言："世言苏秦多异，异时事有类之者皆附之苏秦。"可见他对这些传说的复杂性早有认知，却依然选择将其写入史书——因为这些故事里，藏着比"真实"更动人的历史精神。   鲁迅称《史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恰点出了这部著作的双重价值。作为史书，它开创了纪传体的体例，为后世保留了大量珍贵的历史细节；作为文学，它用生动的叙事、鲜明的人物，让冰冷的史实变得鲜活可感。   就像苏秦与张仪的故事，即便存在时间错位，依然为我们理解战国纵横家的生存状态提供了重要参照。苏秦游说时强调"合纵者，天下之利也"，张仪反驳"连横者，所以安天下也"，两人的辩词中，其实蕴含着古人对"天下秩序"的思考。而他们"朝为布衣，暮为卿相"的经历，则真实反映了战国"士阶层"的崛起轨迹。   我们不必苛责司马迁"记录不真"，因为历史的传承从来不是简单的"复制粘贴"。他在史料与传说之间的取舍，在真实与演绎之间的平衡，恰恰体现了一个伟大史学家的智慧——他不仅要告诉我们"发生了什么"，更要让我们理解"为什么会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