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就有彩礼？彩礼的演化历史为何？ 最早把彩礼立成规矩的是西周，那时候结婚讲究“六礼”，其中“纳征”就是送彩礼，算是婚姻的“定海神针”。《礼记》里写得明白，这一步不能含糊，送的东西得有讲究，一般是玄纁——也就是黑色和浅红色的丝绸，再配上束帛和鹿皮。 这可不是随便送的，玄纁象征着夫妻同甘共苦，束帛代表着对女方父母养育之恩的感谢。那时候的人实在，彩礼多少看家境，但态度必须端正，哪怕是普通农户，也要凑上几匹布、几只鸡，图的就是个郑重其事，这种对婚姻的重视态度，在当时社会是普遍共识。 到了秦汉，彩礼就有了法律兜底，成了受保护的“婚姻契约”。当时的律法明确规定，要是男方悔婚不娶，彩礼可别想要回去；要是女方反悔，不仅要退彩礼，还可能受罚。 汉代在彩礼规范上更细致，对彩礼的性质、违约处理都有具体要求，连后续可能出现的纠纷都提前考虑到了。 那时候彩礼差距就挺明显，普通百姓聘金多是几千钱，官员阶层就能给到几万，皇帝娶皇后的彩礼更是规格极高，《汉官仪》里有明确记载，数额相当可观，这并非单纯摆阔，而是用物质重量体现婚姻在不同阶层中的分量与严肃性。 唐代风气开放，彩礼也跟着灵活起来，但规矩一点没少。《唐律疏议》里写得清楚，“婚礼先以娉财为信”，哪怕没写婚书，只要收了彩礼，这婚事就算定了，从法律层面确立了彩礼的核心凭证作用。 有意思的是，唐朝对彩礼多少没做硬性限制，一尺布行，一箱金银也行，充分尊重双方家庭的经济情况，但明确界定了彩礼的范畴，比如酒食就不算彩礼——那是招待客人的，不能当作婚姻承诺的诚意体现。 唐朝对彩礼违约的处罚也很较真，要是女方收了彩礼又反悔，要打六十板子；要是偷偷再嫁别人，成了婚要判一年半刑，彩礼还得退回来，这种严格的约束，就是为了维护婚姻的严肃性。当时普通人的彩礼都很实在，既不铺张也不寒酸，刚好匹配对婚姻的尊重程度。 宋代商品经济发达，彩礼就成了“明码标价”的实在东西，还出现了专门的“定帖”，把彩礼嫁妆一条一条写清楚，跟现在的合同似的，条理分明，避免后续纠纷。 《东京梦华录》里记载，汴京城里男方送彩礼，要抬着彩缎、金银、首饰，敲锣打鼓送上门，街坊邻居都来围观，这热闹劲儿就是要公开宣告“这门亲事定了”，用仪式感强化婚姻的公开性与确定性。 那时候不光男方送彩礼，女方陪嫁也不少，甚至有“嫁妆压彩礼”的说法，尤其是家境好的家庭，陪嫁里会有田产、店铺这类固定资产，就是为了让女儿在婆家有足够的底气和地位。 这种彩礼与嫁妆的匹配，本质上是两个家庭共同支撑小夫妻新生活的诚意体现，是一种务实的家庭互助。 明清时期，彩礼规矩更细，也开始有意识地管控“天价彩礼”的乱象了。《大明律》里规定，要是女方收了彩礼又反悔另嫁，前夫要是不愿意再续前缘，女方得双倍退彩礼——这简直是最早的“违约赔偿”制度，用经济处罚约束违约行为。 清朝在管控上更直接，地方官经常发布告示，明确限制彩礼数额，比如江南地区就规定普通百姓彩礼不能超过三十两银子，要是有媒婆撺掇要高价，还要被处罚，从源头遏制攀比之风。 那时候民间彩礼也有地域讲究，北方多送布匹、粮食这类实用物资，南方多送银圆、首饰，形式虽有差异，但核心诉求高度一致，都是“让小夫妻有个好开始”，为新家庭打下基础。 说来说去，彩礼这东西传了几千年，变的是形式和数额，不变的是背后的心意。西周的玄纁、汉代的铜钱、唐代的布匹、宋代的金银，本质上都是男方给女方的保障，是两个家族结亲的信物。 我特别不赞成现在有些地方把彩礼当成敛财工具，动辄要几十万，这早就偏离了老祖宗的本意。 你看古代法律再严，也没规定彩礼必须多少，只强调“心意到了”；官员再富，彩礼也是量力而行，不会让人喘不过气。 前几天在菜市场碰到个老大娘，说孙子结婚要二十万彩礼，愁得睡不着觉。我就跟她说，古时候彩礼不管多少，核心都是过日子的保障，不是用来为难人的。 彩礼从来不是卖女儿的价钱，是男方给女方的一份安心，是两个家庭帮衬小夫妻的开始。现在生活好了，彩礼可以有，但得有个数，得合情理，不能让这老祖宗传下的好规矩，变成年轻人结婚的拦路虎。 千年下来，彩礼的样子变了，但“以财证心”的本质没变。它不是负担，是责任；不是攀比，是诚意。咱们学古代的彩礼习俗，学的是那份郑重，那份对婚姻的敬畏，而不是学怎么用彩礼刁难人。 只要心意真，哪怕彩礼是几床被子、几袋粮食，也比冷冰冰的天价数字强——这才是老祖宗传下彩礼习俗的真正用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