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邓公托人给张学良带话，欢迎他回大陆看看。张学良却说：我回去可以，但必须答应我3个条件。   事情的起因，得从1990年说起。那一年，随着蒋经国去世，台湾政局变动，关了张学良整整54年的大门，终于开了。   6月，张学良在台北办九十寿宴，海内外朋友都来祝贺，这实际上是他重获自由的标志。   整个大陆都在关注这位历史风云人物的动向。   周恩来总理曾评价他是“民族英雄”，邓颖超大姐也称他“千古功臣”，这份情谊，大陆一直记着。   机会很快就来了。1991年3月10日，张学良和夫人赵一荻以探亲的名义，登上了飞往美国的飞机。   临走前，他在机场对着记者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我不排除到东北的可能性，那里是我的国家，我当然愿意回去。”   这句话，立刻引起了中央的高度重视。邓公当即做出决定，要抓住这个机会，邀请汉公（张学良的字）回乡。   派谁去最合适？中央思来想去，最后定了一个人——吕正操。   他是张学良的老部下，开国上将，冀中“地道战”的指挥官。   两人自1936年西安事变后一别，已经54年没见了。派他去，既是公事，也叙私情，最妥当不过。   1991年5月23日，吕正操带着一个五人代表团，以私人名义飞往美国。他先到旧金山见了赵一荻，接着马不停蹄地赶往纽约。   5月29日，在张学良女友蒋士云的公寓里，两位白发苍苍的老人终于见面了。   张学良一身西装，亲自在门口迎接，紧紧握住吕正操的手，感慨万千：“我们有54年5个月零4天没见了！”   吕正操带来了启功写的贺幛和碧螺春茶叶，张学良一见就笑了，还开玩笑叫他“地老鼠”，吕正操回答：“靠的是人民支持。”   张学良听了，长叹一声：“得民者昌啊。”   这次见面，主要是叙旧，没谈正事。真正的关键，在第二天的会面。   5月30日，在曼哈顿一家银行的经理办公室里，吕正操郑重地取出了邓颖超的亲笔信。   信里，邓颖超转达了邓小平的问候和邀请，希望张学良“在方便的时候回大陆看看”。   张学良戴上老花镜，仔仔细细地读着信，沉默了许久。   他先是请吕正操代为问候邓颖免，说“周恩来人很好”，然后话锋一转，说出了那句让所有人都感到意外的话。   他说：“我清清楚楚想回去，但现在时候不到，我一动，会牵动台湾和大陆两方面。”紧接着，他提出了回大陆的三个条件：   第一，不搞任何欢迎仪式。 第二，不接受任何记者采访。 第三，见面时不希望听到恭维吹捧的话，就把他当个普通人。   这三个条件，说白了，就是想低调，再低调。他不想因为自己的事，搅动复杂的政治局面。   吕正操当场就答应了，说中央完全尊重他的意愿，并开玩笑说：   “我们官方可以不安排，但老百姓知道了，自发跑来看你，我们可管不了。”   张学良听完哈哈大笑：“我不怕老百姓，我喜欢接触人民。”   说到这你可能以为，条件谈妥了，回乡之路就铺平了。其实没那么简单。   6月4日，双方进行了第三次会面。   张学良情绪很高，亲手写下“确保台湾入版图，汉卿愿尽匹夫责”的条幅送给吕正操，还给邓颖超写了回信：“一有机缘，定当踏上故土。”   他还主动提出，想回大陆治眼病，并且再次强调“不要特权，做个普通百姓”。   一切似乎都在朝着好的方向发展。   可问题来了，为什么张学良最终还是没能回来？   首先是政治上的顾虑。张学良这个人，一生最重“情面”。他虽然获得了自由，但李登辉当局表面客气，暗地里却盯得很紧。   他从美国一回到台湾，各种压力就来了，有人指责他“忘恩负义”。   他不愿意让台湾方面难堪，觉得不辞而别不仗义。   他的好友蒋士云后来都说：“汉公就是太讲情面了，要是当时直接从美国回大陆，不就成了吗？”   其次，是一连串阴差阳错的时机。1992年，大陆方面甚至为他准备好了专机，计划经香港转机回来。   但张学良得知日本明仁天皇那年10月要访华，他不愿意和日本天皇同时出现在大陆的土地上，于是取消了行程。   骨子里的民族气节，让他做出了这个决定。   1993年，他又想和蒋纬国结伴回来，可偏偏蒋纬国心脏病发，赵一荻也查出骨质疏松，计划再次搁浅。   最重要的，还是健康原因。1993年后，张学良动了颅脑手术，身体大不如前。   赵一荻坚决反对他再长途跋涉，怕他身体吃不消。   1995年，他的弟弟张学森在北京去世，这对他打击很大，也让赵一荻更加担忧他的健康。最终，他定居夏威夷，再也没有力气远行了。   他心里其实一直惦记着故土。他自称“爱国狂”，晚年最大的心愿就是祖国统一。   但他对“九一八事变”的不抵抗，也愧疚了一辈子，总觉得“无颜见东北父老”。   这种复杂的情感，让他既渴望回家，又步履沉重。   2001年10月14日，张学良在美国夏威夷病逝，享年101岁。   他终究没能再踏上那片他日思夜想的黑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