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为什么总是敢于欺负中国，再而三的？毛主席曾经说：日本之所以敢发动侵华战争，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在于中国，因为在日本人的眼中，中国是一个无组织，无纪律的国度，无论是在清朝还是民国政府时期，中国人民始终都是在自己忙于自己的事情。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的枪声，到二〇二五年已经过去八十八年。 枪声没了，日本教材里的字却越写越硬。 七月六日，《新华日报》点名两本新教材，《新编新社会历史》和《国史教科书》第七版，把卢沟桥事变写成“中国先开的第一枪”。明明是日军先开火，还在中国地盘上，这一改写，像是把血迹用橡皮擦掉，再画上一行假台词。 日本干这种事，脾气不是今天才有。 有人爱拿两种鸟打比方：杜鹃把蛋偷偷塞进别的鸟巢，雏鸟一出壳就把原主的小鸟顶下去；金雕孵出大小两只，大的死死啄小的，饿死了再当盘中餐。这种“天生坏”，基因里没共生这根弦。 作者说，日本几百年的侵华念头，就有点像这两种鸟，坏心思刻在骨头上。 往前翻，明朝万历年间，丰臣秀吉出兵朝鲜，被中朝联军打回去，却放话总有一天要让日本天皇到中国当皇帝。 十七世纪初，并河天民写《开疆录》，一门心思想把“小日本”变成“大大的日本国”，目标盯着中国。一八三二年前后，佐藤信渊把路线画得清清楚楚：军船从渤海口钻进来，打盛京，逼清皇帝往陕西退，再从琉球伸手去拿台湾，沿海压向浙江、南京。 一八五三年，美国舰队把日本国门砸开，列强接连上门，日本岛上的焦躁往上窜。 吉田松阴提“补偿论”，意思是西方在日本拿走的，要从中国等地加倍夺回来。 十九世纪末，日本参谋本部派军官和汉语通在中国各地转悠，写了一摞调查报告，军官在纸上反复演算：出几个师团，占大连湾，顺手打福州，再找机会扑向北京，让清政府在城下签约；定个“五年准备，伺机攻击”的节奏，占领后把中国分成几块，有的并进日本，有的挂上王国牌子，把达赖喇嘛、内外蒙、准噶尔这些地方统到棋盘上。 甲午一战，日本逼清廷签《马关条约》，撬走辽东半岛；俄国、法国、德国跳出来干预，日本暂退一步，中国掏巨款把辽东“赎回来”。 天皇对手下说，“夺取辽东不必着急，迟早还会再战”，等于把“还要再打”写进日后的路线图。 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日本高层一本本写《扩张论》《膨胀论》，说不征服中国，将来“人只能住在人上面”，又把日本比成花盆里的公孙树，非得移栽到世界沃野，那片沃野在不少人眼里就叫中国。 一九二七年前后，日本召开东方会议，抛出“满蒙独立”，《田中奏折》送到天皇案头，“欲征服支那必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公然写在纸上。 三十年代中期，一串国防方针和国策大纲把北进南进两条路并排铺开，七七事变只是在这种铺垫里按表推进的一步。 侵略目标不只土地，还有人。 后来板垣征四郎到上海，大汉奸们排队请客，有人敬酒发问：日本同“小小中国”打仗打了几年，为什么不干脆把中国灭掉。板垣慢慢说，小国要灭大国，最麻烦在占领以后，人多地大，少数征服者迟早被多数反抗者折腾；就算暂时安静，民族之间还有同化的劲头，几十年上百年，弄不好日本反被中国同化。 他抛出两个“办法”，一个是替中国“分家”，东一块西一块，把一个大国拆成几个小国，让他们自己消耗自己；另一个是从小学生下手，学校可以办，书可以读，不许读中国自己的历史，教科书统统送到日本那边审查，再配合夺走经济命脉，让中国长期穷着。枪炮只是第一层，课本和饭碗是更阴的手。 日本社会那点焦虑感一直在添柴。 岛国窄，地震多，火山脾气也不好，《日本沉没》一遍遍被翻拍，《我所看见的未来》写二〇二五年七月五日有大灾难，这样的故事总有人爱讲。粮食问题同样扎心，闹米荒的这些年，宁肯看着米价往上窜，也不肯敞开进口，连美国那边的领导人都公开催促多买大米。 往回看，一九四二年河南大饥荒，日军从灾民手里抢走水稻，亚洲不少地方也被强迫改种水稻统一征用。七七事变前，日本已经往东北移民了十几二十万人。 有的只是来讨生活，有的心里装着梦，梦的名字叫别人的土地。 连《那山那人那狗》这样一部在国内几乎没人看的中国电影，二〇〇一年在日本也能拿三点五亿日元票房，原著小说被文部科学省列进高校和中学教材，那些田地、山路、院子，对他们来说像另一种命运。 近代列强在中国抢的，多半是关税、矿山、通商口岸，日本盯得更狠，盯在领土和人心上，要的既是地盘，也是听话的人。 战败之后，日本搞了所谓和平宪法，把“不再发动战争”写在纸上，这些年动作一桩接一桩，嘴上极力回避“侵略”，喜欢换成“进入”“直入”这种看上去没什么火气的词，好像跨进别人门槛只是顺脚串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