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屠杀期间，由于当年日军杀害的人实在太多了，整个城市里面到处都是尸体，当时日军在城内是不喝井水的，他们喝的水都是卡车从城外运进来的。 家住城南门东的陈老爹，打了一辈子水井，南京城内半数老井都经他手淘挖修缮。1937年冬，城破之后，他守着自家那口干了三十年的甜水井，眼睁睁看着一切被撕碎。井沿原本磨得光滑的青石板，先是溅上血点，后来干脆糊上暗红的血渍，伸下去的吊桶提上来，水里漂着碎布片，还有一股化不开的腥气——那是附近巷子里被杀害的百姓，被日军拖到井边扔了下去，一口井里足足摞了七八具尸体。 日军的运水车每天准时从下关方向驶来，车身蒙着帆布，押车的士兵端着三八式步枪，靴底踩过结冰的血路，发出咯吱的声响。 他们从不在城内水井旁停留，哪怕是总统府西侧那口专供达官贵人用的官井，也被日军用铁丝网围起来，只留着“以备不时之需”的幌子。陈老爹躲在墙头后看过，那些日军士兵用铁皮杯接水喝，喝完还把剩下的水随手泼在地上，溅起的水花里，映着街边倒伏的百姓尸体。 12月中旬的一天，陈老爹的儿媳想给襁褓里的孙子弄点干净水，趁着夜色摸去井边，刚掀开井盖，就撞见两个日军巡逻兵。没等她出声求饶，枪声就响了，她的身体被踢进井里，连带着怀里的孩子。 陈老爹趴在地窖口，听着井里传来的落水声，捂着嘴不敢哭，指甲抠进冻硬的泥土里，抠出了血印。那天之后，他再也没靠近过那口井，地窖里的雪水融了又冻，冻了又融，喝进嘴里又苦又涩，可他只能咽下去——不喝，就是死路一条。 留在南京的外籍人士约翰·拉贝在日记里写过，他管理的安全区里，难民们为了一口干净水要排上几个小时的队，城外运来的江水是唯一选择，可江面上漂着数不清的尸体，江水同样带着腥气。 有个老婆婆把攒了几天的玉米面拿出来，想跟日军换半桶水，结果被一枪托砸在脸上，玉米面撒了一地，老婆婆趴在地上哭，日军却笑着踩碎了她的水瓢。城内的水井成了日军暴行的“物证库”，有的井被石头封死，有的井里尸体堆到井口，陈老爹后来听人说，光是城南一带，就有三十多口水井因为尸体污染彻底报废。 那年冬天，南京城里的雪下得特别大，覆盖了街道上的血迹，却盖上的血迹，却盖不住空气里的腐臭味。陈老爹的孙子最终还是没熬过那场寒冬，喝了太多带杂质的雪水，发起高烧，小脸烧得通红，临死前攥着陈老爹的衣角，嘴里嘟囔着“水……甜的……”。 陈老爹抱着孙子冰冷的身体，想找块空地埋了，可城外的荒地被日军封锁，城内的每一寸土地几乎都埋着尸体，他只能把孙子裹在破被子里，放在井旁的角落里——他实在不忍心，让孩子再掉进那口满是冤魂的井里。 后来史料统计，南京大屠杀期间，城内至少200余口水井遭受严重污染，日军每日从城外运送数十吨清洁水进城，这些水仅供给日军官兵、侨民及伪军，普通百姓连触碰的资格都没有。 他们一边用屠刀制造死亡，一边刻意隔绝干净的生存资源，让活着的人在绝望中挣扎，这种对“生存权”的剥夺，比直接的屠杀更显残忍。幸存者的口述里，“井水的腥气”“运水车的轰隆”成了刻在记忆里的烙印，这些细节不是无关紧要的碎片，而是日军系统性暴行的一环——他们不仅要摧毁南京的肉体，还要摧毁南京的生机。 历史从不会忽略这些细碎的苦难，水井里的冤魂、雪水里的绝望、运水车旁的冷漠，都是侵略者欠下的血债。我们铭记这些，不是为了沉溺于伤痛，而是为了守住“人”的底线——无论何时，生存的权利都不该被剥夺，生命的尊严都不该被践踏。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