捷克作家伊凡·克里玛说：父辈关注的是社会问题，我们这代人关注的则是正义问题，或更确切说，关注权力者将正义悬置的犯罪行为。……每一代人都喜欢把自己的经历看成是独特的，把自己的成就和灾难看成是划时代的和史无前例的，这就妨碍了他们对其成就和失败的真正范围和意义进行评估。 克里玛这段话剖开了两代知识分子的精神褶皱：父辈的“社会问题”指向结构与制度，是集体性的场域博弈；而我们这代的“正义悬置”，实则是权力失序下的个体精神溃败。所谓“划时代”的自我迷恋，恰是历史感稀薄的表现——每一代人都在重复将自身困境特殊化的谵妄，却忽视了权力对正义的僭越实为人类文明的慢性病症。 在当下，“悬置正义”已超越具体罪行，演化为系统性常态：算法编织的公正幻觉、官僚语言对苦难的消音、文化工业对反抗的收编。我们这一代人真正的困境，并非面对前所未有的邪恶，而是在信息洪流中丧失了对“不正义”的敏感与命名的勇气。当“关注”本身也成为姿态，批判便沦为代际的身份徽章，而非刺破权力铁幕的刃。 社会关注